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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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当竺可桢遇见王阳明》
1938年11月，率领浙江大学自赣入桂一路西迁的竺可桢，于广西宜山正式开课之日，在标营浙大校舍的膳厅，面对全校二百余名新生作了一场《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讲演。一贯不善言辞的竺，说起这个同乡大儒，竟也滔滔不绝，整理成文的演讲稿有万字之长，且语端常带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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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炜：阳明学四书注释特色——试论《传习录》诠释经典的三个阶段
王阳明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传习录》，并为阳明后学所尊奉，用于指导致良知的道德践行。从中国儒学四书注释发展史来看，《传习录》亦是明代四书注释的典范，并深刻影响了阳明后学。王阳明之前，四书诠释主要是线性对应注释模式，以汉唐注疏、宋代集注体例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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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言性命必究于史”：黄宗羲与晚期心学的历史文化向度
“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是章学诚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的性格之刻画，但其意义却可用来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学术的典范转移问题。从道德形而上学到历史文化宇宙的构建，构成了黄宗羲本人的学术转向，这一转向又是明清之际中国学术转向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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