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聪，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博士、博士后，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安徽省哲学学会理事、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儒释道三教关系等。主持完成国家级、教育部、安徽省等科研项目10多项，出版著作5部，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项目编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阳明学与三一教关系研究”（项目编号：AHSKF2021D42)
摘要：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王阳明的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的政绩主要归功于王阳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湖阳邢氏宗谱》中关于赣州知府邢繤生平事迹的史料中可以发现，王阳明虽然是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的领导者，但并非如同《王阳明全集》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位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家，而是一位善于倾听、能够接纳邢繤等熟悉地方情况的官员进言献计，并依赖下属官员的奋力战斗才取得了最终成功的领导者。通过比对《湖阳邢氏宗谱》与《王阳明全集》中书写的王阳明江西事功，能够认识他者视域中的王阳明的江西事功，全面理解王阳明的政治成就，进而有助于获得对王阳明形象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王阳明；邢珣；南赣剿匪；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的形象
王阳明一生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政治两个领域。如果说王阳明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他在贵州、南直隶、浙江等地提出的不同学术主张体现出其思想的变化与成熟，那么王阳明的政治成就则相对集中，他在江西期间领导的南赣剿匪和平定朱宸濠叛乱是其一生中最主要的政治功绩。《王阳明全集》保留了王阳明在江西的奏疏和公移，是研究王阳明事功的主要资料。然而，《王阳明全集》是王阳明撰写并由其弟子们编订的历史文本，是以王阳明为本位的历史叙事，因此仅仅依据《王阳明全集》难以全面还原王阳明江西事功的全貌。笔者发现了南赣剿匪和平定朱宸濠叛乱两个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时任赣州知府邢珣家族的《湖阳邢氏宗谱》，其中记载了有关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史料，这些史料为我们全方位地审视王阳明江西事功提供了可能。
一、《湖阳邢氏宗谱》概况
邢珣，字子用，号三湖，明代南直隶太平府当涂湖阳（现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湖阳镇大邢村）人，其家谱名为《湖阳邢氏宗谱》。现存《湖阳邢氏宗谱》虽不完整，但关于邢珣的世系和传记资料却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较有史料价值的是《中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三湖先生邢珣行状》（下文简称《行状》）。
《行状》全文近5000字，详细记载了邢珣的生平和经历。邢珣生于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弘治六年进士及第，次年被授予南京户部广西司主事，先后任南京户部广西司福建司主事、吏部山东司员外郎、吏部贵州司郎中、南京户部广西司郎中等职。正德九年任赣州府知府。正德十一年王阳明巡抚南赣，主持南赣剿匪事宜，正德十四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邢珣是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平定宁王叛乱后，邢珣升任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嘉靖元年，邢珣以江西布政司左参政致仕归家。邢珣回乡后专心于著书讲学，撰有《采芹余兴》《北行纪事》《秋台小记》《忧居录》《归闲录》《水曹日记》《章贡杂稿》《江藩随笔》《归田野语》等书，现皆不存。嘉靖十一年（1532年），邢珣去世，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高淳县（现南京市高淳区）赵村保之花犇冈。
《行状》篇末署“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广西布政司左参政篁溪祝銮撰”。祝鸾，字鸣和，号篁溪，当涂人，正德三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祝鸾是朱宸濠叛乱的亲历者。《当涂县志》记载：“正德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时帝欲巡泰山，抵南京，陟武当，而宁藩久蓄异谋，期承衅而发，朝臣患之。鸾偕司长姜龙、范潮，同翰林舒芬等百七人抗疏切谏，忤旨发章武台，各杖三十，鸾从容拜杖，无难色，复于午门外烈日中跪讯五日，人多僵仆，鸾得不死，夺俸半年，驾遂不出。”正德十四年三月，江彬唆使明武宗南巡，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舒芬等人联名上疏反对，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宗藩蓄刘濞之衅”，暗指宁王朱宸濠有反叛的企图。此次南巡以舒芬等一百多名官员受刑或贬迁、明武宗收回成命而告终。祝鸾就是此次上疏荐止而被廷杖的官员之一。同年六月，朱宸濠起兵反叛。作为宸濠之乱的亲历者和邢珣的同乡，祝鸾必然十分熟悉邢珣的生平以及平定朱宸濠叛乱的经过。因此邢珣去世后，“公（邢珣）之子址来谂余曰：先君有治命必求巨笔，庶可信！”祝鸾撰写的《行状》详细记录了邢珣在南赣剿匪和平定叛乱中的事迹。
《行状》未注明写作的时间，但《家谱》中有《中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邢珣墓志铭》：“嘉靖壬辰夏六月，三湖先生邢公卒于当涂之私第，其年冬十一月葬于高淳县赵村保之花犇冈。公子埴、址以予旧尝知公，以墓隧之铭来请，辞不获命。”按照明代的通行做法，某人去世后，后人先请人撰写行状，然后持行状另请他人撰写墓志铭以下葬。因此《行状》应撰写于《墓志铭》之前，出自嘉靖十一年夏六月邢珣去世至十一月下葬之间。
在王阳明去世后，他本人及其学术思想都受到朝廷的打压，此时王阳明的影响力远不及后世。嘉靖七年，王阳明在平定广西思田叛乱时，因自身疾病加剧，多次上疏请求回乡养病，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启程回乡，引发明世宗的愤怒：“上怒其专擅，且疑有诈，谕吏部曰：‘守仁受国重托，故设漫辞求去，不候进止，非大臣事君之道，卿等不言，恐人皆效尤，有误国事，其亟具状以闻。’无何而守仁卒于南安。”因此，在王阳明去世之后，明世宗下诏停新建伯爵位世袭，不给予恤典，且将王阳明的学术定为“伪学”，加以禁止。邢珣的《行状》撰写于嘉靖十一年邢珣去世后不久，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了王阳明还不具备后世人眼中的形象和地位，祝鸾能够较为客观地描述邢珣和王阳明两人在南赣剿匪和平定宁王叛乱中的活动，为从王阳明之外的“他者”视角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可能。
二、王阳明南赣剿匪的他者书写
弘治十年设置的南赣巡抚，其职责主要是剿灭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省交界处七府一州的匪患。正德十一年十月，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他成为南赣剿匪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王阳明全集》中的奏疏和公移是王阳明南赣剿匪中的原始文献资料，以这些史料为基础，构建起以王阳明为本位的南赣剿匪叙事。而邢珣自正德九年开始担任赣州知府，比王阳明更早且更完整地经历了南赣剿匪的全过程。由于资料缺失，人们长期以来无法了解邢珣视域中的南赣剿匪叙事，但《湖阳邢氏宗谱》为我们重新认识王阳明在南赣剿匪中的作用和形象提供了可能。
首先，是王阳明任南赣巡抚之前，邢珣在赣州府的剿匪举措。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到任南赣巡抚，此时邢珣已担任近三年的赣州知府。在这三年中，邢珣致力于剿灭赣州境内的“山贼”，其中一些做法和成绩为后来王阳明能最终剿灭匪患奠定了基础。《行状》中记载：
甲戌，升江西赣州府守，时郡吏多窃，省檄来参，奸伪莫辨，下车即曰：“不清吏弊，无以为治。” 按举一二，余悉逃郡。领十邑，风土险恶，民修闘健讼，客兹土者多庐、吉民，复狡狯无赖，每一听词，无虑千百率多满谰牵傅，公烛隐摘奸，迎刃而解，薙虣翼良，法不假借，势始畏若神明，嚚讼少息。壤接闽广，重岭絶峤，盘亘数百里，贼巢据为三省患，莅任未几，破属县，逼城下，势甚猖獗，公募壮士，饬武备，大振兵威，欲剿除之，夜遁去。公以恩信未孚于民，不可以战，走谋谕以祸福招抚之。贼渠满总等畏威感德，率众来降，择闲旷地造庐舍，给牛种，俾可居可耕，时复犒赏，以安其心，至今为良民，他盗起，藉以破敌，咸乐为用，民得休息。公思地属边徼，民易为盗，非礼义无以淑人心，乃修古乡社之约，举行冠婚丧祭之礼，播告于众，或讼者至庭必反复论以孝弟廉耻之行，民皆感悟有垂涕而去者。学政弗举，科第乏才，公增饬庙字，复郡孤台之旧，新周濂溪、赵清献二公之祠，修郡志，表闾墓，奖节义，一时文教人物勃然而兴矣。民据山险者顽抗，岁不输赋，县吏至，集众拒命，公曰：“天下岂有梗化之民？有司御之未善耳。” 令二耆老往谕之，应命而至，公既晓以法，复怀以恩，莫不感泣来，岁赋先输，至今无逋负焉。
这段史料记载，邢珣在王阳明到任前，在赣州府开展了三类剿匪活动：一是“息嚚讼”。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素有“土客之争”，当地土著与外来客民之间的诉讼频发，这些诉讼极易引发矛盾，为匪患滋生提供土壤。邢珣担任赣州知府后，非常重视平息民间诉讼，“公烛隐摘奸，迎刃而解，薙虣翼良，法不假借，民始畏若神明，嚚讼少息。”王阳明到任后，延续了这一做法。《王阳明全集》中记录“息讼”的公移有十余件，如《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中有：“夫嚣讼之人争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见疾于官府，内破败其家业，上辱父祖，下累儿孙，何苦而为此乎？此邦之俗，争利健讼，故吾言恳恳于此。”由此可见，王阳明任南赣巡抚后，延续了邢珣重视“息嚚讼”的做法，将其作为平息矛盾的重要方法，以消除匪患滋生的根源。二是“招抚贼盗，藉以破敌”。征剿与招抚是明朝统治者处理南赣匪患的两个主要方法。王阳明之前的南赣巡抚往往用招抚之法将盗匪改编为官军，以便尽快消除匪患。然而这些招抚的盗匪很快又重新为匪，致使南赣匪患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王阳明在《横水桶冈捷音疏》中指出，横水、桶冈等地的匪患长期无法彻底剿灭的原因就在于匪首蓝天凤、谢志珊等人“屡加招抚，适足以长其桀骜”。然而，王阳明也知道放弃招抚而只采用征剿是不现实的，“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官军兵力不足的现实决定了必须征剿与招抚并用，但需要严明赏罚，防止招抚之人再次为匪。在王阳明南赣剿匪的公移中多次提及一位名为叶芳的招抚匪首，如嘉靖六年十月，王阳明在前往广西剿匪途中专门发布了《牌谕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公文，总结他在剿匪和平叛过程中的功绩，劝其继续安分守法。叶芳就是《行状》记载的邢珣招抚的贼首满总：“贼渠满总等畏威感德，率众来降。”据《同治赣州府志》记载：“叶芳，自号满总，芳死而妻曾婆代，曾死而芳之兄廷椿复猖獗也。”卷三二被邢珣招抚的满总成为后来剿匪乃至平定叛乱的一个重要依靠力量。三是“修礼教以淑人心”。以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和防止动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功能，甚至可以说“教化是儒学之本，是儒家人物的‘天职’，也是儒家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邢珣同样认为没有受到儒家道德教化是赣州盗匪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他到任后重视以儒家礼教来改变民心，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民易为盗”的问题。《行状》中列举他在民间层面上以乡社之约、冠婚丧祭之礼等方式改变民俗民风，在士大夫层面上以兴学政、修祠庙、修志等方式振兴文教。在《王阳明年谱》中，这些举措都被记载为王阳明巡抚南赣的独创之举，但考之以《行状》和赣州方志史料，邢珣才是这些措施的重要施行者，甚至某些举措也是由邢珣首创的。如《嘉靖赣州府志》记载：“（府学）乙亥（正德十年）知府邢珣继修。”在王阳明之前，邢珣已经开始修建府学来教化民众。嘉靖十二年，邢珣与王阳明共同主持修建了赣州濂溪书院，“濂溪祠。郁孤台麓南，旧在宣明楼右，为濂溪书院，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王都御史守仁、知府邢珣改建”。由此可见，邢珣早于王阳明来到赣州，面对当地猖獗的匪患，采取了息讼、招抚、教化等应对措施。而将这些做法完全归为王阳明巡抚南赣的功劳，固然有助于塑造王阳明“儒将”的形象，但与《行状》和方志中记载的邢珣在赣州的施政举措却有不相符合之处。
其次，南赣剿匪方略制定过程中的王阳明形象。南赣位于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的交界处，当地盗匪利用这一行政区划特点，当一省剿匪时便逃往他省，致使匪患屡剿而不绝。因此制定正确的剿匪方略是王阳明南赣剿匪成败的关键。《王阳明全集》记载，王阳明首先制定了先易后难的剿匪方略，即先集中兵力剿灭四省中实力最弱的福建匪患，然后集中兵力剿灭实力最强的江西匪患。正德十二年四月，王阳明征剿福建漳南匪患后，回兵征剿江西横水、左溪、桶冈三地的盗匪。《行状》对这一决策的制定过程的记载如下：
丁丑冬，南安徭寇起，僭号称王，荼毒三省，时姚江阳明王公抚南赣，约湖广会征，公协谋赞画，选兵备饷，兵未集，公进曰：“横水、桶冈、左溪诸贼，其祸三省虽同而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诸巢为贼之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贼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诸巢为贼之腹心，而桶冈为贼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今议者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而湖广克期乃在十一月，贼见我兵未集而师期尚远，具以为必先桶冈，势必观望未备，今若出其不意，进兵速击，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临桶冈，破竹之势蔑不济矣。”阳明曰：“太守议是。”即潜师袭攻横水、左溪。公身为先锋，阳明统大师继其后，贼不虞，官兵奄至，始集众据险御敌。
按照王阳明的《横水桶冈捷音疏》的记载，在商议“进兵机宜”时，湖广巡抚都御史陈金提议首先由湖南、广东、江西三省夹攻威胁最大的桶冈，然后进兵横水和左溪，即桶冈→横水→左溪的剿匪策略。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王阳明在《横水桶冈捷音疏》中也说：“今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然而，王阳明力排众议制定了横水→左溪→桶冈的剿匪策略。王阳明之所以做出与众不同的决定，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贼见我兵未集，而师期尚远，且以为必先桶冈，势必观望未备。今若出其不意，进兵速击，可以得志。”这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认为要先攻桶冈，而盗贼也会这样认为，如果官军反其道而行之，先攻横水和左溪则能利用盗贼的麻痹大意而取得成功。王阳明在《横水桶冈捷音疏》中特意强调“臣等乃决意先攻横水、左溪”，这一记述将王阳明书写为一位智谋出众且力排众议的决策者形象。从智谋出众上说，王阳明巧妙地利用人们思维定式的弱点，制定出其不意的进军策略；从力排众议上说，王阳明能够不因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做出决策，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如果说王阳明本人撰写的《横水桶冈捷音疏》将自身描绘为力排众议且作出正确策略的决策者形象，那么《王阳明年谱》则记载为王阳明亲自口述了剿匪策略，展现出王阳明的出众智谋。然而在《行状》中，关于制定这一剿匪策略的过程则有完全不同的版本：邢珣在分析各种进兵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横水→左溪→桶冈的剿匪策略，而王阳明只是一位从善如流的领导者，接纳并实施了这一策略。这显然与《王阳明全集》中记载的王阳明形象不同。
在招抚和剿灭广东縳头匪患的记载中，《王阳明全集》与《行状》的记载同样区别甚大。广东縳头匪患是南赣剿匪最后解决的一股盗匪。根据《王阳明全集》的记载，剿灭这一股盗匪同样能体现王阳明出众的谋略。由于福建和江西的匪患已经彻底解决，为招抚广东縳头匪患创造了条件。王阳明在《縳头捷音疏》中记述了他利用正德十三年春节灯节之时，诛杀池仲容等匪首，招抚其余匪众。《王阳明年谱》的记载大体相同。然而《行状》对此事的叙述却与《王阳明全集》不同：
戊寅春，龙川浰寇复起，视桶冈诸贼尤为桀骜，往者两条狼兵未尝得志，阳明约闽广二省夹攻，公谓阳明曰：“今浰寇闻我师屡破桶冈诸巢，已夺其魄，若乘此结以恩信谕以祸福，彼必畏惧来降，诱执元凶，疾兵袭其巢穴，庶可收服，不然岭险道隘，徒老师劳饷而已。”于是定议招之，果遣其从先来归顺，因探动静，公推诚厚赏。时值灯节，下令城中：今徭寇既平，而浰头新民复诚心归化，地方自此可以无虞，民间宜张灯作乐为庆。各兵俱令归农，示不复用，使诸降从亦杂民间为乐，贼信不疑，乃遣归复赍金币大赍渠首，往使因说，曰：“今既归顺，已无嫌隙，复蒙厚恩，可诣府亲谢。”阴使所亲信者亦从傍讽之，遂率麾下数十人来见，先伏甲士于庭，悉擒之，即出兵袭破诸巢，俘获余党，浰寇始平。
按照王阳明《浰头捷音疏》的记载：早在出兵剿灭横水之匪时，浰头匪首池仲容畏惧请降，实则以此窥探虚实，王阳明将计就计，先以招降来稳住池仲容，待剿灭横水匪患后，再利用正德十三年春节灯节之时，诛杀池仲容等匪首，招抚其余匪众。然而《行状》对此事的叙述则与《王阳明全集》不尽相同。《行状》记载浰头土匪是以先招抚后诛杀的方式处置，这与《王阳明全集》大体相同，但在何人提出的先招抚之策的问题上，《王阳明全集》和《行状》却有不同的说法。王阳明的《浰头捷音疏》中说：“臣等已破横水，仲容等闻之始惧。”但当时匪首池仲容尚有戒备之心，派部下以请降之名行窥视之实，王阳明自述其一边“亦阳信其言”，一边以其部下“擅兵仇杀”，让其前来“使廉其实”。在恩威并施之下，池仲容放松警惕前来，被王阳明诛杀。《王阳明年谱》则说：“先生议攻取之宜，先横水，次桶冈，次与广东徐图縳头。”由此可见，《王阳明全集》认为是王阳明制定并实施了这一策略，而《行状》记载“公谓阳明”，即邢珣才是这一策略的提出者，王阳明只是“定议招之”的施行者。
再次，南赣剿匪中邢珣的勇猛形象。王阳明的《横水桶冈捷音疏》中记载了邢珣在攻破横水和桶冈匪巢中的表现，但描述较为简单，只有邵廷采的《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邢珣的战斗形象：
先讨横水、左溪之贼，获谢志山。乘胜进攻桶冈，其帅钟景纳款，而横水、左溪奔入者持不可。先生遣使至锁匙笼促降，而别遣邢珣、伍文定等冒雨入。贼方聚议未决，兵已夺险。猝震愕，急奔入内隘，阻水为阵。珣麾兵渡水，张戢冲其右，文定又自戢右缘崖绕出贼旁。贼败，奔十八磊。唐淳先至，严阵迎击，贼又败。会日暮，扼险相持。明日合战，邢珣先破桶冈大巢，俘斩甚众。湖广兵亦至，余贼遁入山谷。遣诸将分道捕之，于是横水、左溪、桶冈之贼略尽，蓝天凤等皆就擒。
这里记载了在进攻桶冈的过程中，邢珣冒雨潜入匪巢劝说匪众投降，致使匪众松懈，为官军的攻入创造了条件，然后冒雨“麾兵渡水，张战冲其右”，最后在会战中“先破桶冈大巢”，最终剿灭盗匪。这一记载与《行状》基本相同，只是《行状》的记载更为生动形象。当然，《王阳明全集》和《行状》中对邢珣的形象和作用的记述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王阳明全集》是以王阳明视域描写南赣剿匪，记载的是王阳明在这一事件中的言谈举止，书写的是王阳明的智谋形象，而《行状》则记载了邢珣在南赣剿匪中的所作所为，书写了邢珣的勇猛与谋略。
由此可见，《王阳明全集》与《湖阳邢氏宗谱》中对王阳明形象的记载区别较大。在《王阳明全集》中，无论是在王阳明本人撰写的奏疏和公移中，抑或是在他的弟子编撰的《王阳明年谱》中，王阳明都是一位智谋出众的领导者。他在南赣剿匪之初就制定了正确的剿匪策略，为顺利剿灭江西土匪奠定了基础，后又制定了先招抚后诛杀广东浰头土匪，从而一举平定了滋扰赣、闽、粤三省多年的匪患。而在《湖阳邢氏宗谱》中，王阳明则是一位善于倾听和接纳意见的领导者，上述计谋都是由邢珣提出，王阳明予以接纳并实施，顺利完成了剿匪的任务。
三、王阳明江西平叛的他者书写
如果说王阳明仅用两年时间就剿灭了盘踞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匪患，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那么正德十四年王阳明仅用两个月就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避免了明王朝的一场巨大的统治危机，最终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政绩。在江西平叛的历史叙事中，王阳明被塑造为运筹帷幄的军事统帅，如隆庆元年耿定向在推荐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应明诏乞褒殊勋以光圣治疏》中说：“全赖守仁握兵上游，随机运变，各恶潜自震慑，武宗因得还京厚终，以启先皇帝，逮我皇上令日万世无疆之业。”这里的“全赖”一词将平叛完全归结为王阳明的功劳。然而，在《行状》中，关于王阳明的形象却有着不同的书写叙事。
首先，在朱宸濠叛乱之初，王阳明并未及时察觉，甚至在邢珣告知其有关叛乱的消息后，王阳明仍未提高警惕，导致在事发后曾一度应对失措：
先时闽藩有变，阳明奉勅往勘，欲便道省城觇濠虚实，公止曰：“此贼反形已露，旦夕发矣，去将不利。”弗信，次丰城而变作，贼已遣兵来迎，几被获，潜回吉安，举义师。濠未起兵时，先遣使赍重货密诱满总兵助逆，满总集部下谓曰：“今宁府以重货来诱，我等受邢公厚恩，岂从彼反邪？”众曰：“安忍背我恩君？”执来使悉戮之，持其货诣府首，公始知濠反，复曰：“愿从公报效。”公方调其兵，而阳明征檄至，公曰：“吾知此贼欲反久矣，朝夕练兵集糗，专为是耳。”即日率其兵西下，会阳明兵于樟树镇，阳明问计，公曰：“贼虽出城尚虞，我师掩其后，逗遛不前，急则兵复入城，猝难攻矣。不若驻兵于此，扬为需征兵以缓之，城可袭也，城破贼成擒矣。”时征兵向有未至者，贼侦者知用公计，遂进公议，即日拔兵，三日夜至省城下。
这段记载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王阳明在赣州得知叛乱的消息后，并未提高警惕，以致一度陷入被动境地。据《行状》记载，赣州最早得知江西叛乱消息的是叶芳，他拒绝朱宸濠拉拢并将叛乱消息告知了邢珣。这一记述在王阳明的公移中也能找到佐证。王阳明在《牌谕安远县旧从征义官叶芳等》中说：“后遭宁藩之变，尔叶芳又能坚辞贼贿。”然而当邢珣将叛乱消息告知王阳明后，并未引起王阳明的重视，他依旧前往南昌窥探叛军虚实，以至于在丰城“几被获，潜回吉安”。二是在制定进攻南昌的决策上，《行状》与《王阳明年谱》描述的王阳明形象区别较大。《王阳明年谱》记载：“初，会兵樟树，众以安庆被围，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为贼据，我兵若越二城，直趋安庆，贼必回军死斗，是我腹背受敌也。莫若先破南昌，贼失内据，势必归援。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贼成擒矣。’卒如计云。”按照这一记载，王阳明亲自制定了进攻南昌以断其后路的平叛方案，后来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方案的正确性，所以《王阳明年谱》用了“卒如计云”一语以突显王阳明卓越的军事谋划才能。然而《行状》中却记载了不同版本的决策过程：王阳明主动问计于邢珣，邢珣建议以征兵为名暂缓进军，防止叛军及时回援，后因叛军察觉到这一计划，不得已才改为进攻南昌。
其次，王阳明对官军劫掠南昌的错误判断。王阳明率军攻下南昌后，没有及时严肃军纪，使得军队杀人抢劫的行为未被及时制止。这一失误成为王阳明日后遭人诟病之处。王阳明去世后，朝廷在讨论王阳明的恤典时就说“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这里的“兵无节制”就是指王阳明没有及时制止军队的杀戮抢劫行为。《行状》对此事的记载可以佐证“兵无节制”之说：
三日夜至省城下，城中守御甚严，赣兵素漂悍，援竿而上，贼方拒敌而众已登矣，城中扰乱，大兵入，纵杀至晓未定，公驰马见阳明曰：“今众兵纵杀，如此不止，将有他变，宜即出令禁之，庶可收拾人心。”阳明如公言，民始安。
这里的“大兵入，纵杀至晓未定”，说明军队进入南昌后的确存在较为严重的杀戮抢劫，且王阳明并没有及时主动地制止军队的杀戮。在邢珣进言后，王阳明才下令制止军队的杀戮行为。王阳明未及时约束军纪，在这件事上负有主要责任。至于王阳明没有及时制止的原因，蔡文的《平宁藩事略》中有所隐晦地记载：“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语之曰：‘吾请于朝，以官偿若劳，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乐拘束，愿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宫，籍所有以献，余以予芳，满其欲焉。”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王阳明未及时制止“纵杀至晓”有掩盖掠夺宁王府财富的企图。对于“兵无节制”一事，王阳明本人并不承认。他在《江西捷音疏》中说：“宁王宫中眷属闻变，纵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当令各官分道救火，抚定居民。”王阳明回避了官兵“纵杀”之事，认为南昌城内大火是宁王宫中眷属纵火自焚导致的。《王阳明年谱》延续了这一说法：“所遗宫眷纵火自焚。”后世王阳明的传记多采用这一说法，如邵廷采在《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也说：“宫中皆纵火焚死。”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说法：官军入城后的乱象是由朱宸濠遗留的宫眷纵火自焚所致，王阳明及时安抚百姓，局势才稳定下来。这样，纵兵杀戮的过错就被掩盖了下来。但从这一事件的亲历者邢珣的《行状》中可以发现王阳明在南昌未及时制止纵兵杀戮的事实可能是存在的，而朝廷将此事作为剥夺王阳明去世后的爵位和恤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不完全是嘉靖年间敌视王阳明势力的污蔑之举，而是王阳明确有过错。
再次，《行状》中还特别强调了平叛过程中邢珣比伍文定有更大的功绩。在平叛过程中，吉安知府伍文定和赣州知府邢珣是王阳明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的人们在评定功劳时，往往认为伍文定是仅次于王阳明的平叛功臣，如王阳明在《奏留朝觐官疏》中推荐觐见明武宗的功臣名单中，伍文定排名第一，而邢珣排名第二。《行状》则专门强调了邢珣的功劳：
贼闻城破，复舟黄石渡拒我师，时伍公统吉兵为前哨，公兵次之。始交锋，吉兵败奔，伍公仓皇驰公营求援，贼乘胜拥至，公见危急，亲执旗麾兵进，遂刺贼帅凌十一于马上，追斩数十人，贼败走，即会诸兵进，与贼对江而阵，公遥望曰：“贼在下流，舟相尾，可用赤壁之策。第须分两奇兵绕出以断其后，若走入湖洋，顺帆而下则有穷追海岛之日矣。”众然其计，即索轻舟十余，载苇灌油，复孥小舟导之，将近，燃炬火迫逆濠副舟，余皆焚，烟焰蔽天，贼乱溺死者数万，两兵夹攻，斩戮无算，遂擒濠并贼臣李士实、刘养正等师旅，众疑公将专其功，公笑曰：“同事则同功，予一人岂可享也？”众始定。
这里从三方面说明了邢珣之功超过伍文定：一是在鄱阳湖与朱宸濠大军决战时，伍文定率领的吉安府军队“败奔”，邢珣及时救援才挽救了局势。二是邢珣提出了以赤壁火烧之计破叛军船队之计，得以最终打败叛军。三是邢珣的谦让是其功居于伍文定之下的原因。当然，这些记载或许有祝鸾突出邢珣功劳之嫌，但这些史料有助于认识江西平叛的详细过程以及王阳明在这一事件中的真实形象。
四、王阳明历史形象的再认识
自明嘉靖年间以来，在王阳明形象的书写过程中，无论是他的弟子抑或后世学者一直在塑造着王阳明的形象。钱明认为，对王阳明的“神化”或“仙化”是伴随着中晚明社会为他恢复名誉的过程而同步开展的。笔者以为塑造王阳明的形象固然是其包括其弟子在内的后世学者所为，但究其根源则在于王阳明对自身经历和行为的加工和改造。换句话说，王阳明在记述自己生平事迹或政治活动时，或是为了突显自身的功绩，或是为了掩盖不想为他人所知之事，有意遮蔽或修改了某些事实，这导致其弟子在撰写其传记或恢复其名誉过程中重塑了王阳明形象。如王阳明“投江浮海”一事，很大可能就是王阳明自己编造的结果。束景南提出，王阳明为了掩盖其拖延一年未赴任贵州龙场驿的“罪责”，自造的“游海”的事迹，甚至编造了《游海诗》，虚构其投江遇仙游海、入山遇虎见异人的经历。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明确说过王阳明在滁州向其“吐实”，即承认虚构“投江浮海”的实情。又如，上文所述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中的很多决策，实际上可能最早是由邢珣提出的，但在王阳明撰写的《横水桶冈捷音疏》《浰头捷音疏》《江西捷音疏》中，邢珣的作用被遮蔽了，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的功劳主要归功于王阳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由此，王阳明被塑造成智勇双全的形象，后世也少有人质疑王阳明的军事家形象。
在后世研究者视域中，王阳明形象不断被强化进而成为公认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后世研究王阳明主要依据《王阳明全集》中的资料。《王阳明全集》是王阳明撰写并由其弟子们编订的历史文本，是以王阳明为本位的历史叙事。后世研究者以此为主要资料来源开展研究，这就导致研究者只能以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视角来审视王阳明的生平和事功，这无疑使相关研究有先天的局限性。如研究王阳明江西事功史料主要是《王阳明全集》中的奏疏公移和《王阳明年谱》，奏疏公移由王阳明本人撰写，而《王阳明年谱》是王阳明弟子修改加工过的作品，这些资料影响和塑造了后世人眼中的王阳明形象。
全面客观地认识王阳明的历史形象，尽可能地还原王阳明的真实形象，需要人们全面收集和考证各方面的资料，而不能仅仅依据《王阳明全集》所提供的资料。如在考证王阳明贬谪之路时，有学者依据《嘉兴县志》《兰溪县志》《广信府志》等地方志中记载的王阳明诗文，证明了“投江浮海”是没有史料依据的虚构，提出王阳明在杭州沿钱塘江上游走，经兰溪、江山，从广信搭船前往龙场。又如祝鸾所作的《行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描述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中的邢珣事迹，是现存少有的以他者视角记录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的史料。不可否认，《行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突出甚至夸大了邢珣功绩的倾向，但这一史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管窥王阳明江西事功的新视角。通过这一史料可以发现，王阳明虽然领导了南赣剿匪和江西平叛，但他并非一位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军事指挥家，而是一位善于倾听，能够接纳像邢珣等熟悉地方情况官员的进言献计并依赖下属官员的奋力战斗才取得了最终成功的领导者。与其说取得江西事功是在王阳明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取得，毋宁说它是众多江西官员共同谋划和奋斗的结果，是江西官员的集体功劳。从这个角度看，全面客观地认识王阳明的历史形象，重新书写王阳明在江西事功中的形象，是深入研究阳明学的应有之义。当然，完成这一工作，还需要人们继续细致地爬梳史料。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原文刊载于《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