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用是体：阳明学深度解读
傅锡洪 著
2024年8月出版/238.00元
978-7-5228-4063-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阳明学是一门追求在生活中契入良知、发挥良知作用的学问。本书以中国哲学整体为视野，以二程、朱子、陆象山等为参照，以现实的人为根本关怀，以把握宗旨、以意逆志为具体方法，以本体、工夫关系为主线，以阳明晚年思想为归宿，对阳明学展开了全面、深入解读。解读所得的主要新观点为：对阳明而言本体是展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规范性力量；工夫是一元两层本体工夫；即用是体是阳明体用论乃至整个思想的特色；知行合一包含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和应该合一三层意思；心即理包含性理直接出于心和性理统摄事物之理两层含义；良知与天道是既一体又同构的关系；阳明工夫论的内在理路是简易与真切的互蕴；“良知”意味着即用是体；无善无恶有无所谓善恶和自然好善恶恶两项含义；真诚恻怛对阳明思想具有总结性意义；等等。
作者简介
傅锡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先后获复旦大学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和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研究博士学位（国家公派）。主要从事宋明儒学、东亚儒学和儒家宗教性问题研究。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多项教育部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在《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译文和综述多篇。10余篇文章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或转载。
目录
导论第一编 本体
第一章 知行合一
第一节 直接针对朱子忽视本心之知的问题而提出
第二节 知行合一的三层含义
第三节 重建知与行、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
小结
第二章 心即理
第一节 陆王与朱子的异同
第二节 “心即理”的含义与宗旨
第三节 “心即理”意味着理生于心
小结
第三章 良知即天道
第一节 不仅同构而且一体
第二节 化育万物的功能职责
第三节 不滞于万物的运作方式
小结
第二编 工夫
第四章 中晚年工夫论的转折与连续
第一节 中年工夫论以切要为焦点
第二节 格物工夫受本体指引和推动
第三节 本体指引和推动作为中年工夫论的普遍特征
第四节 致良知的提出与阳明工夫论焦点的变化
小结
第五章 晚年工夫论中的致知与诚意
第一节 突出致知使工夫变得可靠且简易
第二节 突出诚意可以促成致知工夫的落实
第三节 致知与诚意各有所指而又相互蕴含
第四节 阳明工夫论演进的内在线索 小结
第六章 两层工夫
第一节 朱陆对工夫阶次的不同理解
第二节 阳明对两层工夫的选择
第三节 两层工夫各自的特点
小结
第七章 工夫论的内在理路
第一节 从早年经历看阳明工夫论的要义
第二节 简易与真切相互需要
第三节 简易与真切相互促进
小结
第三编 体用
第八章 性
第一节 心性合一于现实世界
第二节 即用是性，离用无性
第三节 性的直接性与充足性
小结
第九章 “良知”
第一节 “良知”意味着即用是体
第二节 阳明对朱子学及明道、象山、甘泉之学的扬弃
第三节 “良知”之前的言说及其局限
第四节 “良知”本身的局限及阳明后学的分化
小结
第十章 未发已发
第一节 作为潜在思想资源的五峰、南轩的主张
第二节 主要针对朱子的两层区分而来
第三节 良知即已发而为未发
第四节 从两个层次展开
第五节 两种可能质疑及其回应
小结
第十一章 动静合一
第一节 动静合一的第一层含义
第二节 背离第一层动静合一的两种问题
第三节 动静合一的第二层含义
第四节 动静合一的第三层含义
小结
第四编 四句教
第十二章 无善无恶
第一节 无善恶可言与离用无体的体用论
第二节 自然以及勉然好善恶恶的工夫
第三节 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
小结
第十三章 两种《大学》诠释，两种四句教
第一节 可以实施的正心工夫
第二节 两种正心诠释的交织
第三节 平日四句教
第四节 定本四句教
小结
第十四章 天泉四句
第一节 好善恶恶的两条工夫提升之路
第二节 只能在用上说体
第三节 龙溪与阳明的离合
第四节 彻上彻下的四句教
小结
第十五章 严滩四句
第一节 龙溪揭示的无心工夫
第二节 严滩四句的本意
第三节 另一条隐含的工夫提升之路
小结
第五编 真诚恻怛
第十六章 真诚恻怛之工夫
第一节 真诚恻怛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借助真诚工夫以呈露恻怛之仁
第三节 借助恻怛之力以维护真诚状态
第四节 真诚恻怛与诚意、致良知的关系
小结
第十七章 真诚恻怛之本体
第一节 真诚恻怛是工夫的动力和准则
第二节 真诚恻怛是针对克除私欲的问题而来
第三节 真诚恻怛之动力源自生生之仁
第四节 一体之痛感即是化知为行、为善去恶的根本动力
小结
第十八章 真诚恻怛的总结性意义
第一节 本体与工夫的统一
第二节 动力与准则的统一
第三节 勉然与自然的统一
小结
征引文献
初出一览
后记
序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1世纪以来，王阳明思想颇受学者的重视，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领域，相比于朱子学，阳明学似乎更受人们欢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书店中琳琅满目的有关阳明学的各色书籍中得见一斑。不过就学术界看，与社会上掀起的“阳明学热”相比，严谨的哲学研究以及文献整理的成果更为突出，即便说其数量已到了浩如烟海的程度也不为过，这既呈现阳明学研究的两大学术特色，也象征着当今传统文化研究的强势复苏。
从学术的角度看，其实阳明学并不好懂，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知行合一”,还是其哲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等一套说法，乍见之下，都不免感觉有点违反社会常识。因为按照常识，知识与行为的发生总有先后的时间差，要么知识在行为之前，对行为起着引导的作用，要么行为在知识之后，对知识起着检验的作用，无论哪一种情况，知识和行为在发生上都存在或先或后的关系。于是，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趋向:对“知识”进行重新探讨。认为在命题知识和能力之知以外，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动力之知”--这种“知”必然引发行为的发生，如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的“知”便是动力之知，更具体地说，此动力之知也就是阳明学的“良知”。这项研究对于深化阳明学的哲学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且不论“动力之知”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就阳明学的内在义理而言，的确，“知行合一”与其“良知”概念密不可分。然而这一点在此前学术界的研究当中，重视程度却不够。
我在几年前曾撰文《作为阳明良知学的“知行合一”论》，指出知行合一其实就是阳明良知学的命题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命题。意思是说，唯有在阳明良知学的理论观照下，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何为知行合一。为了印证这一点，我认为应当充分重视阳明的一句自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这是说，1508年阳明在贵州龙场发生的一次生命觉悟即“龙场悟道”之际，便已经悟出了“良知”的道理，只是当时还不能将此道理用语言表述出来，更无法将此理论化。
当然，学术研究非常讲求严谨性。如果按照王阳明思想发展的历程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正式提出，是在1520年前后，距龙场悟道的发生尚有12年的岁月，这是阳明学史上的常识。况且，上述阳明的自述，既不见录于阳明语录的经典《传习录》，也没有出现在《王文成公全书》所收阳明亲笔的文字中，而只不过出现在阳明弟子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的文字当中，是以“先生尝曰”的形式加以转述的。退一步说，即便阳明曾经向弟子披露过这段回忆但根据“孤证无凭”的史学原则，人们也有理由对阳明的这段自述的可靠性表示存疑。
然而我却以为阳明的这段自述是充分可信的，否则的话，阳明不会在龙场悟道次年便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理由有二:一是从义理上看，知行合一与心即理这一阳明学的哲学命题密切有关，而心即理正是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内容;是从文献上看，1512年底至次年初，阳明弟子徐爱所记录的《传习录》上卷第8条便已明确拈出了“良知”二字:“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并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甚至说，如果做到了存天理去人欲，那么“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这里的“致其知”也正是阳明在1520年提出“致良知”的另一种表述。这条文献资料的可靠性及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据此，我们可以断定阳明“知行合一”命题的背后，有良知观念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撑。
质言之，所谓“知行合一”的“知”不是泛指经验之知，而是特指道德之知，它既是一种能力之知，也是一种动力之知--必然伴随相应行动的“知”。由此，“知行合一”的“行”也就容易理解了，它并不是泛指一般的行为，而是特指良知的推动和落实。唯有如此，我们才可确切地理解阳明晚年为何会说“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的缘由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一念发动之际，作为“意”之本体的良知(“知者意之体”) 以及与此“知”相伴随的“行”也必然同时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知行合一无非就是致良知。
可见，阳明学的哲学义理自有一套严密的系统。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大心学命题是互相环绕、紧密相扣的一套系统。说到底，我们研究阳明学需要将阳明学的诸多哲学概念或命题重新置入阳明学的理论系统中才可得到善解。也许这个说法不过是一句“大白话”,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后人需要经常提醒自己，使之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这里不妨再举例，以说明把握阳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阳明自提出致良知之后，在他临死之前的三四年间，开始着力提倡一句思想口号:“万物一体。”单独地看，万物一体无非宋儒程颢提倡的一种作为儒家精神境界的思想观点，即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或“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然而阳明此说更有一种本体义，而非仅指境界义。这是因为我们看到，阳明讲万物一体，其实是其良知观念的一种“外化”形式，即良知不只是内在性的个人精神，更是外化为社会存在的普遍精神，因此，万物一体其实是其心学理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阳明在“一体之仁”的意义上，强调“万物一体”这一观念，也就是说，万物之所以是“一体”的，必须建立在“一体之仁”的基础上，由此出发，才能真正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而“一体之仁”在阳明学的思想体系中，无非就是良知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在阳明那里，“仁体”之实质就是“良知”或“本心”而已。故阳明所理解的万物一体社会就是“心学纯明”的时代。按照阳明的良知学理论，如果脱离了良知本心，人类就无法真正建构起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共同体。这就表明，就阳明学的思想体系看，致良知不仅是个人性的道德实践，更是指向公共社会的秩序重建。
阳明的这一观念在阳明后学时代得到了推演和发展，有些阳明弟子提出了“万物一体之学”和“万物一体之政”应当合二为一的观点，认为“学”和“政”既然都建立在万物一体之仁的基础上，因此结论就是“政学合一”,这是要求人们在政治社会领域共同推动和落实良知实践。无疑地，这一思想是对阳明良知理论的新发展，展现出阳明心学充满活力的时代性。
以上拉杂写来，谈的是我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一点个人体会。傅君锡洪的这部《即用是体--阳明学深度解读》是他的第一部专著，写成了洋洋洒洒60余万字的大书。我披览之余，直感叹服，以为是当今学界阳明学研究的一部佳作。该书文本解读平实，义理分析到位，对前沿研究的把握非常仔细，对阳明学思想体系也有整体性的理解，而且时有独到的心得和创见，很值得向读者推荐。锡洪在2009年随我攻读硕士学位，后又跟从吾妻重二教授，获得日本关西大学博士学位，2015年入职中山大学。2017年开始集中研究阳明学，仅时隔数年，锡洪便拿出了如此厚重的学术专著，而且几乎是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独立完成的，所以更值得庆贺。一方面但愿今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锡洪能早日解决眼睛的疾患，另一方面也期待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事业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