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陈来所著《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四、（知觉）运动营为

但朱子在有些地方也说过知觉运动与气有密切关系。

《孟子集注》中论人物之性：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孟子集注·告子上》）

这是指有知觉、能运动、趋利避害等生理机能是属气，由气决定。

《语类》卷四：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故发而为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

这是说人的动作言语等是气的作用，而孝悌之心则是理的表现。人为理气之合，故理与气在人皆有表现。《孟子集注》中的“知觉”和这里的“思虑营为”很明显是属于心的范畴。朱子肯定它们皆是气，但这并不表示朱子认为在总体上可以说“心即气”。因为朱子也同时指出忠信孝悌之心是理。所以这里所说的知觉是指动物皆有的生理性知觉与活动，这里所说的思虑也特指感性欲望（即人心）。要全面了解这一点，还须和朱子的“人心道心”说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五、知觉：道心人心

我们知道，“心”在朱子哲学的主要意义之一是指“知觉”，如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大禹谟解》），“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潘谦之》）。“知觉”一方面指能知觉，即感知与思维的能力；一方面指所知觉，即具体的意念、思维。所以朱子说：“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但所知觉不同。”（《语类》卷七十八）

知觉之心分为道心、人心，其中道心根于理，人心生于气：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中庸章句序》）

又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大禹谟解》）蔡沈《书》传则表述为人心“发于形气”，道心“发于义理”。此外，朱子还提到“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这都是指人的念虑思维可分为两大部分，以人心为代表的感性欲望“发于气”，是“气之发”，即根于气而发，但并不是气。严格说来，人心只是根于形气而发的“知觉”，但不能简单地说人心是气。前面引用的《孟子集注》和《语类》卷四的讲法只是一种简略的表达，因为朱子自己在其他地方明确说过：

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

视听行动，亦是心向那里。（《语类》卷五）

退一步说，如果说“发于气”“气之发”就称是承认属于气一边事，那么很显然，朱子决不能承认一切知觉都是发于气的，也不能承认心全都是气之发。如果把孝悌忠信的“道心”也说成是气，是气一边事，那显然是朱子所不能接受的。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朱子是不可能认为在总体上心就是气的。《孟子集注》和《语类》卷四所说，一方面是指生理躯体的动作，一方面是指“人心”而言，可以说是指比较低层次的知觉活动。所以在《语类》卷四的那一条中，朱子仍在强调动作思虑“皆气也，而理存焉”，强调发为孝悌的道心“皆理也”，发为孝悌忠信者即是心，所以即使在《语类》卷四的一条语录中，朱子也并非肯定心就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