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做哲学与理解何为哲学相关。按其本义，哲学的特点在于通过跨域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以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哲学的这一品格，决定了做哲学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体现“史”与“思”的统一，也就是融合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理论的思考。其次，应该形成“学无中西”的视域，亦即将中国传统所积累的成果与西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以此为今天思考的智慧之源。其三，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即不仅关注哲学之“流”，而且注重哲学之“源”。对何为哲学和做哲学的理解，同时关乎哲学与科学、知识智慧等关系，并涉及价值领域的问题。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何做的问题与虚与实、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语言与哲学等关系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 何为哲学，史与思，中与西，现实形态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

一

在回答“如何做哲学”这一问题之前，需要思考“何为哲学”：对哲学内涵的理解决定着如何做哲学的方式。什么是哲学？从历史上看，曾出现各种讨论，这可能是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之一：其他学科很少追问自身“是什么”，哲学则不断探寻“何为哲学”这一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相关问题已开始提出，晚近以来，中国哲学家如金岳霖、胡适都曾对哲学作出自身界定。

理解哲学，首先应回归哲学的本义。这里需要区分哲学的“语词”和哲学的“观念”。从语词上说，“哲学”来自西方，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一词，但从观念上说，“哲学”在中国则古已有之。中国哲学很早已提出“性道之学”，这一语词不同于古希腊以来的philosophy，但在观念层面，则与西方以philosophy表示的哲学有相通处。Philosophy或哲学的涵义与“智慧”相关，其原始语义即“爱智慧”，从而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知”。广而言之，与哲学相关的智慧在内涵上确乎有别于知识：知识首先涉及特定的经验领域，其特点是分门别类，“科学”可以视为其典型形态，科学即science，将其翻译为“科学”，也表明了其内在特点：“科学”在涵义上即分科之学，它首先涉及的是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面，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学科，都指向世界的某一领域或对象，彼此界限分明。其次，经验层面的知识主要关注“是什么”的问题，以生物学而言，其指向的主要是何为生物，亦即生物的基本规定和制约生物的基本法则是什么；其他学科也是如此。

与之相对的是以智慧为关切内容的哲学。哲学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试图跨越不同学科的界限。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说，人类不仅需要对具体学科有所了解，而且不应限于特定学科的领域，亦即应当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智慧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后一方面。以中国哲学为视域，智慧不仅关乎不同学科的连接，而且具有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体和用、本和末等趋向：智慧之学与体用结合、本末不二相互沟通。同时，哲学的智慧不仅回答“是什么”，而且关注“应当成为什么”。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哲学需要对“世界应该成为何种形态”“人应该走向何方”等问题作出某种回应。与“应当成为什么”相关，智慧之学包含价值内容，这种价值内容体现于对社会、个体不同的理想规定，后者对世界的发展、人的成长具有引导和规范的意义，它使哲学区别于纯粹思辨、逻辑的知识。

前面提到，“何为哲学”与“如何做哲学”不能分开。对象的性质与围绕对象如何展开某种活动密切相关。从前述作为智慧的哲学与知识的区分中，可以引出做哲学的相关方式。首先是“史”和“思”的统一，亦即历史考察与理论思考的互补。历史考察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或掉书袋，做哲学主要以考察、解决哲学问题为指向，哲学问题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渊源有自；今天面临和追问的哲学问题，不同时代曾不断提出。哲学史各学派和人物对哲学的理解和哲学问题的回答可能不同，但往往又各有所见。然而目前一些哲学研究，往往缺乏对哲学史的敬畏之心：对持相关立场的学人来说，一切似乎都从“我”开始，这无疑是一种偏向。事实上，若真正欲深入理解哲学，便不能忽略对哲学史中的学派、人物思想的理解，可以说，哲学史的回溯为理解哲学提供了前提。从这一角度看，对历史的考察和关照是做哲学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哲学也不能仅停留在历史的路向之上，需要对哲学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并注重新观念的生成和新系统的建构。哲学问题从古到今不断被提出，但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则可以不一样。其重要缘由，是历史上的哲学家各自的理论素养、思考背景、知识结构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每每导致对同一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历史关注和理论思考的相互结合、相互融合，是做哲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尽管对历史和理论可以有不同侧重，无需人人都雷同，但从总的方面看，即使是理论关切为主的研究，也需要关注历史上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同样，以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的梳理和评析为主的探索，亦应对理论思考有所关注。总之，缺乏对理论的关注，未能对所涉及问题的普遍意义作深入分析，这种进路并不足取。概括而言，“史”与“思”的统一，应成为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

与之相关的是“学无中西”，此涉及中西哲学的关系。中西之辩是近代以来考察哲学无法回避的，“学无中西”的观念，最早便是20世纪初由王国维提出的，一百多年过去，它依然有生命力。广而言之，这一观念要求对中西之学都加以关切，即理解现代哲学的问题，既需要对中国哲学的思考有所留意，也不能忽视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成果。中西哲学的所思所虑及其结果，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资源，它们并不是某一种文化所专属的，而是现代社会不同传统可以共同享有的。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有一种“以中释中”的偏向，它仅仅守着单一的文明传统，试图把西方文化成果从人类文明中摒除，这显然禁锢了自己的思路。从智慧资源来说，可以而且需要利用已有的思维成果，“以中释中”拒斥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无疑是自我限定。无独有偶，当代西方哲学领域的一些哲学家，也仅仅守着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的单一传统，对东方传统、中国哲学完全不加理会。目前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哲学系，都不设中国哲学专业，中国哲学并没有进入这些学校主流的学科设置。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属于西方代表性的学校，以上现象从一个方面表明，目前西方依然忽略了中国思想这一人类文明传统的重要资源。仅仅守着单一传统的资源总是有限制的，更合理的立场，是以一种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中西传统，将其都看作人类文明的成果和产物。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绝。

“学无中西”也可以视为世界哲学的视野。“世界哲学”的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虽然在地域或空间意义上，中西文化曾并列或共存，但在实质层面，中西方哲学长期主要在各自文化环境中独立发展。然而，近代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商业的发展，历史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全球化的背景进一步推进了文化交往，在此情况下，如仍守着单一的文化传统，既缺乏合理性，也不合历史的趋向。历史上，中西文化曾有两次相遇。一次是16世纪，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文化开始传到中国。不过这次相遇影响有限，主要发生在士大夫阶层。传教士所介绍的东西，大致是近代以前和近代初期的西方文化，总体上，此时中西哲学之间虽有了初步沟通，但深度和广度都有限。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开始了第二次更普遍、深入的交往，其进一步的发展，是世界哲学视野的形成，而人类文明成果则逐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资源。

做哲学除了具有史思统一、学无中西的视域外，还需要基于现实。哲学发展既有“流”，又离不开“源”。不论是“史”“思”统一，还是“学无中西”，都属于思想之“流”，现实存在则是思想之“源”。历史演化、时代变迁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前面提到，不同时代的哲学，都在不断地追问和思考时代提出的问题。这些思考一方面说明哲学不能从无开始，而要以已往哲学成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则表明哲学演进总是基于不同时代背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首先体现于“说明”世界，它涉及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其次则是“规范”人自身的活动，即引导和制约对世界的变革。说明世界和变革世界的前提，是区分本然世界和现实世界。本然世界是人的作用尚未加诸其上的对象。由于本然的存在意义尚未显现，对人来说具有“虽有而若无”的性质。一旦对本然世界有所知，则开始进入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形成，处处蕴含着人的作用，后者包括观念和实践的参与。各种世界图景的生成，可视为人在观念层面的参与，它使人对“世界怎么样”有所了解。通过实际变革对象，事物成为合乎人的需要和理想的存在，此过程表现为实践上参与现实世界的形成。儒家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便已肯定人类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已包含了人的参与活动。

要而言之，现实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有的，唯有人参与其生成，世界才向人敞开自身的意义。洪荒之世或认识尚未达到的河外星系，虽不能说不存在，但除了肯定其为“有”之外，不能作出更多判断。真正向我们呈现意义的存在是现实世界，这一世界的形成和意义，都离不开人自身的作用：在人的作用加诸世界之前，世界本身难以呈现其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到，在人类的目的和作用之外，世界只是一片荒漠，这一看法也有见于以上事实。对世界的理解，同时需要基于现实，后者表现为“说明”世界和“规范”人自身行动的统一。

从历史上看，“现实”有不同的内涵。以中国哲学而言，先秦时代有“礼法之争”，各家各派围绕礼法关系而展开论辩，礼法的互动便构成了当时的现实问题。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新的时代问题，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作为近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以上问题也构成了近代中国哲学思考的源头。现代社会中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衍化，提出了怎样规范其发展、使之更好造福人类的问题，这同时构成了今天面临的现实背景，而如何处理它们和人类间的关系，则是现在需要正视的问题。这里重要的是理性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把它看成为人所用的工具，肯定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是自身即目的之存在。先秦时，面对马厩失火的情况，孔子曾关心“伤人乎？”而不问马，这已体现以人为目的的思想：马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从政治上看，现在则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都复杂而多变，哲学需要回应这类时代问题，这也是其基于现实的使命。

归根结底，现实问题关乎“人如何在”，“做哲学”不能回避“人如何在”这一类问题。人存在于世不仅仅满足于说明世界，而且以改造和变革世界为指向。人与世界的关系，涉及人参与这个世界的生成。说明世界主要是观念层面的参与，规范、变革世界，则是实践层面的参与。如果哲学脱离现实、束之高阁，就失去了发展之源，其生命也就终结了。因此，哲学需要不断从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回应现实问题。从中国文化的背景看，参与世界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做事”的过程。“事”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既包括观念的参与，也包括实践的参与。科学家的理论建构、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做事”，可以视为观念层面的“做事”；科技层面的创造、生产和劳动等活动，则是变革世界层面的“做事”。这些人都参与现实世界生成的实际过程，在此意义上，“做哲学”与“做事”是一致的，二者无法截然分开。

二

哲学的以上特点，与科学有所不同。前面已论及二者关系，这里作进一步考察。一方面，需通过各门具体学科把握对象世界的多重方面。如前所述，对世界不同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是必要的，具体地切入世界的各种规定，有助于深化对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世界本身是相互关联的，在不同学科对世界加以分化前，世界本身并不以分门别类的形态存在。要真实地把握世界，就不能仅限定在科学之上。否则，对世界的了解往往囿于特定方面或对象，导致庄子说的“道术为天下裂”。为了推进对“分裂”前真实世界的了解，便需要跨越界限而走向世界本身。对世界的这种整体把握，离不开各个学科的关联，从哲学层面说，需注重形而上和形而下、体和用、本和末等等之间的贯通。简言之，在知识层面无需指向整个世界，对相关对象有所了解即可。然而，人类总是追求对世界的真实理解，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依赖于科学知识系统，而应不断跨越界限，回到真实世界本身。

海德格尔曾提出“构架”之说，认为科学对世界的理解以“构架”为特点，并相应地表现出某些特定的倾向。与之相近，胡塞尔认为，近代以来我们关于世界图景的理解，受伽利略的影响，呈现数学化的特点。这一看法有见于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特征，是用数学化的方式，将世界解释为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的世界。就此而言，科学的世界图景与要求走向世界本来形态的哲学理解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世界的某一方面或形态，后者则要求跨越这种特定方面和形态。近代科学的时代，世界图景基本上与伽利略、牛顿力学相一致；发展到现代科学，玻尔、爱因斯坦开始扬弃（不是否定） 古典物理学，提供了新的世界图景。可以看到，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主要是以经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为视角，这与哲学试图跨越知识界限的进路显然相异。

当然，哲学层面的智慧，与经验知识并非完全隔绝。冯契先生提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其内在取向实际上是肯定哲学智慧与人的日常存在的关联，其中涉及哲学智慧与知识的区分与沟通：从广义说，这里的“理论”首先关乎哲学层面的智慧，德性与方法则更多涉及智慧在价值和知识领域的运用。哲学的智慧（理论） 既经历从形下到形上的提升，也需要不断回到经验世界，这体现了智慧和知识的联系。在逻辑上，这一理解是以智慧和知识的区分为前提的。如前所言，知识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理解世界，哲学则要“求其通”，所谓“通”，便是跨越界限，肯定形上和形下、体和用、道和器之间的融合。这一思路既不同于狭义的科学视域，也有别于实证主义的主张，后者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指向，将形上层面的存在视为没有意义的对象。事实上，形上和形下、体和用、道和器、本和末难以截然相分。质言之，一方面需肯定知识和智慧的关联，确认从知识到智慧、由智慧回到经验世界二重进路的统一，另方面也应注意哲学和科学在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进路上的分别。

从语言层面看，智慧既关乎哲学，也涉及日常运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很聪明、处事能力很强，等等，便会被认为很有“智慧”，这里的“智慧”，主要以日常语义为内容。这里，需要把作为看待世界方式的智慧与个体的特定品格（聪慧等） 区分开来，才能比较恰当地把握其哲学的意义。在哲学层面，智慧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而离不开真。分别地看，尽管“真”的内涵不同，但达到宽泛意义上的真，既是知识的要求，也是智慧的题中之义。不过，知识主要表现为经验层面对世界的把握，其前提是将世界分化为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不同方面，智慧则进一步追问在知识分化前的世界或“道术为天下裂”前的世界究竟如何，并相应地趋向于贯通于不同学科，把握世界未被知识分化前的形态。简而言之，在求真层面，知识和智慧具有相近性，但是智慧追求世界的整体形态（求其通）。我们需要超越日常语言的层面，把握知识和智慧在哲学意义上的分别。可以说，以智慧的形式把握世界，构成了哲学的特点。

康德曾指出，知性离开感性是空的，感性离开知性则是盲的，智慧与知识的关系。与之相近，如果仿康德的表述，也可以说，智慧离开知识是空的，知识离开智慧则是盲的。知识与智慧作为切入世界的不同方式，各有存在理由，但两者在得其异与求其通方面则显然不同。知识主要以对某领域内特定对象的认识为内容，如古典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便侧重对世界的物理规定的把握，在这方面，知识对世界的理解有独到处，对世界变革和规范也比较成功。智慧以跨越界限为指向，要求再现世界相互关联的本来形态，这也是人类认识的本性使然：人类总是不满足于仅仅把握某一方面，而同时要求整体地把握世界。就此而言，知识和智慧都是认识世界的必要形式。

前面已提及，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理解和研究，关乎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所谓“史”与“思”统一，也与之相关。这里对此作进一步考察。历史上，黑格尔曾认为，哲学是哲学史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对此观念今天可能有不同理解。但是，哲学与哲学史不能彼此分离，这无疑需要肯定。从内在方面看，哲学问题与自然科学问题不同，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对以往哲学家的所思所虑，应当加以注意，积极方面需加以肯定，消极方面则应扬弃，在此意义上，哲学史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任何哲学创作或建构不能从无开始。哲学层面创新性的思维，总是要基于前人见解，再作进一步的推进，一切从无开始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从反面说，对哲学史缺乏应有敬畏会导致很多问题。在当代哲学中，分析哲学对哲学史往往不够重视，所讨论的问题常限于狭小的共同体，其文章一般先概括时下对某问题的不同看法，然后或接受或反驳，至于哲学史上的相关讨论，则很少提到。如前所述，中国的哲学界也有这种倾向，往往对哲学史缺少必要的敬意，似乎前人都说错了。实际上，很多哲学问题历史上一直都在讨论，应当了解以往哲学家的所思所得，以已有的思考为出发点。

同时，如前所述，思考哲学史中的问题，需要对哲学理论有深入把握。不管是先秦哲学还是古希腊哲学，要真正理解其命题和概念，应有哲学素养，并积累哲学的理论见解。缺少这种素养，便无法真切地对哲学史上的各种观念加以评价，以了解其得失。也就是说，只有对哲学本身有深入理解后，才能对以往哲学理论的价值作出恰当判断。在此意义上，哲学史与哲学显然无法相分。现在哲学史研究有一倾向，以中国哲学而言，往往只对古代文献作某种描述和梳理，甚至仅简单将古代汉语译成现代汉语，而未能深入揭示其背后隐含的理论意义。这种研究进路的内在缘由，便是有哲学史而没有哲学，即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深沉理解，从而无法超越单纯的历史视野。

一般而言，某种哲学能成为哲学，总具有普遍的哲学品格，后者与哲学理论无法分开。以中国哲学而言，哲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几千年没有变化，但后人的解释却各不相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原因之一在于解释者所具有的思想背景、理论结构不一样，由此导致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到，对以往哲学的理解，无法脱离哲学理论的视野。把握以往哲学的真正意义或普遍意义之所在，了解其在人类认识史演进中提出了什么新东西，便需要形成高屋建瓴的理论素养，缺乏这一前提，便谈不上对哲学史的切实评价。现在似乎存在二重倾向，一是前文已提及的，对哲学史缺乏敬畏之心，另一则是有历史没有哲学，仅仅满足于以往哲学的复述，未能进而揭示其哲学品格。在哲学研究中，以上偏向显然需要扬弃。从融入哲学共同体和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一角度看，有意义的哲学史研究必须有哲学头脑。哲学史研究需要提出新的观点，并进行论证、给出理由，这同时也是揭示其意义的过程。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很难做到以上方面。前面提及，哲学史和哲学涉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两者无法分离。哲学的特殊性与哲学的个性有关，在哲学研究中，既要注意哲学的普遍品格，也应对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个性特点予以揭示。

在具体研究中，可能涉及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以及研究这些著作的文献之间的关系。这里首先应当注重哲学经典的把握：这些著作都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选择，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它们被视为重要的哲学原典，是基于以上过程，对这些文献要高度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这些著作的现代成果可忽略不计，不过从原创性探索的角度说，原典的意义无疑更重要。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情况又比较特殊。如所周知，中国哲学常常通过对经典注释的形式展开。先秦诸子之后，各种哲学著作大都以经典注释为形式。《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的代表作，其内容则是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注释。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注释形式表达自己观点在历史上固有普遍性，但这些注释又有原创与非原创的区分，需要加以梳理。与之相关的是传世经典与出土文献的关系。现在哲学史研究中有一倾向，即不仅对以往注释很少分梳，对出土文献也缺乏辨析：每有出土文献面世，一些“学人”便要求“重写”思想史或学术史。事实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最初出现时，有同等的流传可能性。为什么出土文献没有流传？这本身就表明传世文献为历史所选择，并经受千百年的大浪淘沙过程。出土文献则未被历史接受而慢慢湮没了。其中或有各种缘由，包括历史偶然性，但二者的现实差异却已是历史的存在。当然，这些典籍重见天日，也有其价值：它们提供了某种参照，有助于了解思想的演变。

三

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哲学的智慧不仅与形而下的问题相关联，而且涉及价值、道德等领域。从价值的层面考察，自休谟以后，如何理解“是”与“应该”关系，已成为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通常将“是”与事实之域联系起来，“应该”则被归之于价值层面的选择。休谟曾指出，从事实上的“是”，无法推出价值层面的“应该”。后来的哲学家都试图对此加以回应，如美国哲学家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写了“How to derive‘ought’ from ‘is’”，试图沟通二者，但这种努力似并不很成功。确实，从逻辑上说，“是”和“应该”之间并不包含蕴含关系，从“是”难以推出“应该”。“是”关乎事实，表明这“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而“应该”则意味着当然，在逻辑层面二者不存在推论关系。但在价值层面，“是”即正确，肯定某种行为或对象为“是”（正确），意味着“应该”选择相关行为（“做”此事）。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事物） 就应该成为现实，对人有利的也“应该”成为现实，如果肯定其为“是”，但在行为上却不加承诺（不作为“应该”做之事加以选择），这显然包含矛盾。当然，以上选择与价值认定相关，已超乎单纯的逻辑关系。

对人是否有益意义上的“是”，无疑可以判断，日常生活中吸毒对人有害，多吃蔬果对人有益，二者之分别便不难断定。从价值层面看，对人有益的事情就“应该”去做，如果确认某种行为正确（“是”），就“应该”选择。这里“是”与“应当”就形成了某种推论关系，当然，前面已提出这种推论不同于狭义上基于逻辑蕴含的推论，而是与价值相关的推论。如果停留在纯粹逻辑关系中，则可能永远无法解决“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因为“是”和“应该”没有逻辑蕴含关系，而推论必须建立在蕴含关系上。但引入价值观念后，以上问题便迎刃而解。从哲学层面看，广义的认识既包含着对“真”的把握，也涉及“好”的评判，对世界的把握并非如逻辑一样干干净净，而是既包含事实规定，也关乎价值属性，事实与价值并非截然相分。

这里涉及认知与评价的关系问题。从广义上看，如冯契先生已阐述的，广义的认识过程既包括认知，也关乎评价，认知与评价的统一是认识的应有之义。从事实角度说，肯定杯子有水，这是认知意义的事实。进一步看，确认杯子中的水不具有毒性，而是有益于健康的，这一判断则既有价值内涵，也未离开事实。日常生活中的以上情形表明，人的认识中不仅涉及事实，而且包含价值。把认识等同于狭义的认知，显然不合乎实际的认识过程。从认识世界的角度考察对象，总是既关乎对其事实规定的把握，也包含价值规定的确认。如果缺乏对其价值属性的判定，则认识是不完备的。对“是”和“应当”、事实和价值、认知与评价的以上理解，不同于知识经验，而属于哲学之域的观念，此观念同时构成了解决休谟问题的前提，并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规范的意义。

现在，学界常听到“自作主张”“摆脱学徒心态”之类的呼吁，这可看作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后的一种乐观而高亢的情绪。然而，平实而论，这方面应当有更宽广的胸怀，首先需要着眼实际的“做”。在呼喊这类口号前，应该坐下来切实地做点研究。唯有理论成果“做”出来后，才能到共同体中去讨论和评价，看其是否能被共同体认可。如果确实有新的建树，并为共同体所认可，则提出的理论至少可成一家之言。现在所谓“自作主张”和“摆脱学徒心态”，基本停留在口号阶段：几十年前是如此，现在依然主要还是喊口号，侧重于对别人指手画脚，要求别人如何做，这无疑是治学（包括哲学研究） 的致命弱点。这里，重要的是行动，在哲学领域便是实际的“做”哲学。需要真正基于哲学史和哲学理论，吸纳中外传统，通过创造性思考“做”出一些东西，以便接受别人的评判。酒香不怕巷子深，真正有价值的创作总会受到关注。高喊口号、口气很大，只强调不作学徒，却拿不出创造性成果，这种“做法”每每为人所不齿。从现代视野看，需有世界哲学的眼光，注重中西不同的传统，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吸取中外哲学的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关起门来高喊口号，只能导致无人理会的自娱自乐。就具体研究进路而言，常可听到“十年磨一剑”之说，依此，即使暂时没什么成果也没关系，因为创造性成果需要时间积累。然而，“十年磨一剑”，也需看到阶段性效应，以“磨剑”而言，直观地看，如果以十年为准，则到第五、第六年应该有“毛坯”了，但是到了第八、第九年还是什么迹象都没有，这就有理由怀疑其活动的价值。前面提到标语口号，喊了几十年还是口号，总停留在这个层面便很成问题。事实上，这里真正重要和实在的，是多做一点有积累和建设意义的事，少喊空洞的标语口号。

此外，哲学与科学都不仅仅是书斋中的学问，而有其社会意义，就此而言，问题涉及“虚”与“实”，尽管仅仅从“虚”或“实”的角度理解哲学或科学，可能不太合适，但不妨从“虚”和“实”结合来把握哲学和科学的意义。哲学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既体现“虚”，也包含“实”，既是形而上，也是形而下。要真实地把握世界，哲学的进路便不能仅仅限于“虚”，而且要走向“实”，虚实相接才是哲学的合理取向。认为哲学家仅仅讲“虚”，科学家才重“实”，不能反映哲学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同时，“虚”和“实”与“假”和“真”不能简单等同，“虚”可以作逻辑或形式的理解，“实”则侧重于经验实证，从这种意义说，哲学同样既有“虚”的品格，也有“实”的规定。一方面，哲学本身有逻辑的进路，另一方面，它又离不开科学提供的背景知识。形而上和形而下需要彼此关联。这里或可对新儒家作一审视。比较而言，新儒家最大的问题是只讲“虚”不谈“实”，他们渲染生命的学问，但只重精神生命，完全撇开感性之维的自然生命，这种对生命的看法显然有偏差，与之相关的心性之学，也相应地表现为没有实在根基的东西。

在理解哲学方面，时下有所谓“汉语哲学”，对此有必要略作考察。总体看，“汉语哲学”将语言摆在突出的位置，似乎给予语言过多、过重的分量。基于语言形式，可以有汉语哲学，也可有英语哲学或法语、德语等哲学。仅仅以语言形式区分哲学形式，显然有其局限。历史地看，汉语经历了变化的形态，“汉语哲学”中的汉语，究竟指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不同时期的汉语有很大差异，秦汉之前与佛教传入之后的汉语，在语词、语音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以语词而言，佛教传入后，出现了“能所”“境界”等词，尽管这些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其涵义却与印度佛教的传入相关。以“能所之辨”而言，王夫之曾提出：“境之俟用者曰‘所’” ，这里对“境”与“所”作了区分。前文论及的本然存在类似此处所说的“境”，其特点在于尚未进入人的知行之域；“所”则是人的作用加诸其上的客体。广而言之，从语言层面看，魏晋后，包括宋明理学家所运用的很多概念，都已受佛教影响，不再“纯粹”了。现代汉语更有大量外来语融入，其中很多来自欧美。20世纪初，王国维曾作《论新学语的输入》，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现代汉语中外来语占很大比重，如果把外来语剔除，恐怕“汉语”就不复存在了。“汉语哲学”的“汉语”究竟指哪一种汉语？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在讨论“汉语哲学”之前，这类问题首先需要辨析和澄清。仅仅停留于语言的层面，既容易偏离哲学的真实内涵，也难以视为做哲学的合适方式。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引用格式：杨国荣.如何做哲学：进路与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24，（03）：5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