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原名冯宝麟，浙江诸暨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主任、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现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他的学术道路是：凭借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而进行现代哲学创造，使当代中国哲学发扬民族特色而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熠熠生辉。

求道哲学，锲而不舍

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时代中心问题。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主要是如何革命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主要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冯契求道哲学的历程始终与这样的时代精神紧密相连。

（一）农家子弟，清华“闻道”

1915年11月4日，冯契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金王乡（今诸暨市东和乡）施高坞村的农民家庭。后来，已入学清华大学的冯契在《清华副刊》上发表散文《我的故乡》说，自己的故乡是出西施的地方。古越大地更哺育了不少著名哲学家：从王充到陈亮、叶适，从王阳明到黄宗羲，从章太炎到王国维。冯契也从这里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哲学家。他后来改名为“契”（契，通“锲”，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以名寓志，其人生就是终身锲而不舍地求道哲学。1928年，冯契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今杭州第四中学），成绩优异，为校长赏识，一直资助其直至高中毕业。1931年，冯契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数学成绩尤为优异，老师准其免修。1935年参加高考，先后被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录取，最后决定进清华大学哲学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1]进入清华，冯契很快被老师们“另眼有加”。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文章中，曾为当年修读冯友兰的课程成绩获得第二名而自豪，但又补充说，第一名是冯契。[2]著名史学家赵俪生曾是冯契的同窗，在他的印象中，冯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地啃大本大本的西文版康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很快，他就被老师们器重。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只有‘叨陪末座’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冯兄的脱颖欲出，已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到了”。[3]对于冯契的求道哲学而言，清华是“闻道”之地。

然而，“问道”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35年入学后不久，冯契就积极参加呼吁全民族抗日救亡的“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随后加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线南下宣传抗日。1936年，在反抗军警搜查清华园的“二二九”事件中，与一些同学遭到毒打和传讯，“被打得最厉害的是在抢救蒋南翔斗争中最勇敢的民先队员冯宝麟”。[4]蒋南翔为当时清华地下党领导人，“民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

在清华读书期间，冯契以“提曼”“艾提曼”“洛丹”等笔名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多篇。1936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为“左联”清华园小组成员，该小组的清华学生还有王瑶、韦君宜、赵俪生等。冯契用文学宣传改变黑暗现实和抗日救亡的思想，如1936年发表的散文《我爱北平》这样写道：“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怆的呼声——学生和劳动大众的呼声。”[5]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契结束了清华的求学生涯，走向抗战前线，“受辱的武士”奋起洗刷民族的耻辱。

（二）投身抗日，战场“悟道”

1937年12月，冯契在山西临汾等地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在山西抗战前线，他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半个多世纪后，他仍记忆犹新：“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6]如果说王阳明有“龙场悟道”，那么，冯契则是“战场悟道”。

1938年春，冯契来到延安，7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文学系首批学员。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这样回忆当时聆听毛泽东讲课的情形：“1938年我在延安听过他的哲学课。上千的青年学员在抗大的操场上听他讲辩证唯物论。大家席地而坐，全神贯注，秩序井然。毛泽东同志讲课，不但逻辑力量足以掌握全体学员，而且时时穿插一些风趣的话，引起全场大笑。所以听他的课，既是受教育，也是一种享受。他那批评‘老子天下第一’的口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也清楚地记得，他举‘叫花子耍蛇’为例，说哪怕是像蛇那样可怕的对象，只要摸着了它的‘脾气’（这是他使用的词），就能控制它，利用它，而不会害怕它了；也就是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像这样娓娓动听地对青年讲哲学，确能使人永远铭记在心，使理论在人心中长久地起作用。”[7]

1938年12月，冯契与“鲁艺”的同学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实习，跟随部队转战华北。带队教员是何其芳、沙汀。冯契在师部从事宣传工作，写出诗集《北征》。艾思奇将其推荐给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未能出版。不过，当时延安《文艺战线》（周扬主编）上曾发表过冯契的诗作《老太婆许宝英》，歌颂一位来自河南的老太婆，抛弃了原来“金耳环，银手镯”“多寿多福”的生活，在延安投身于抗战事业，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觉醒：过去中国女人，“犹如羊栏里的羊群”，而“现在中国的女人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骤然地长高，小羊变成母牛般强壮”。[8]一起转战华北的部队战友，冯契在50多年后仍未能忘怀：“在1939年初，我随第一二〇师的一个团从晋察冀到冀中，同行的是一个名叫雷锡学的青年同志，他喜欢文学，但当时是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两人在行军时同行，晚上睡在一张床上。”一起谈论过瞿秋白《多余的话》，“在过平汉路的时候，我和他分手了。而没有想到，他不久就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发表在部队的报纸上，记得在这篇文章中，我还特别写了两人关于《多余的话》的议论”，认为“瞿秋白是个非常真实的人”。[9]这隐含着他以后的“智慧说”需要回答的问题：何谓理想人格及如何培养理想人格。1939年6月，冯契返归延安“鲁艺”。

（三）昆明“明道”，上海“达道”

1939年9月，冯契告别延安，11月到达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7月本科毕业，入清华文科研究所，受业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等。他后来有多篇文章回忆受教于三位老师的情景：“金先生重视对理论作逻辑分析，通过示范给我严格的思维训练，要求我提出的每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汤先生注意依据翔实的资料来获得贯通的理论，善于启发，鼓励我自由思考，去探求玄远的哲理境界。”[10]冯先生“‘新理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发扬”。[11]跟从金岳霖做研究生，冯契读了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对此进行探讨的初步成果，是他1944年写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智慧》（发表于1947年的《哲学评论》）。由此，冯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2]如其所概括的，《智慧》是实现这个任务的“起点”，而晚年的“智慧说三篇”“仿佛又在向这个出发点复归”。[13]这就是从“明道”走向“达道”。如此50来年的锲而不舍是时代问题通过其个人感受而具体化的反映。冯契认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要求回答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这就必须在哲学领域解决20世纪以来，在西方和中国存在并发展着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4]让中国在哲学上、精神上站立起来。“智慧说”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主旨，向世界交出了中国哲学家的答卷。

在西南联大，冯契参加了学校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组织“群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工作，介绍进步同学到中学任教，在中学组织读书会并代购进步书籍，到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抗日民主、筹建武装革命根据地等。冯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虽然自己读书的时间少了，“我不以为这是牺牲，参加一些革命工作，多和革命同志交往，使我能接触实际，比较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这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是必要的”。[15]

结束研究生学业后，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冯契受聘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1946年8月到上海，先后任教于同济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大夏大学等。从1946年起至上海解放，冯契常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撰文，用思想的力量鼓舞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为迎接新中国而奋进。如《知识分子的彷徨》指出：徘徊在岔路口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有进或退两个相反的方向，“退，则捡起中西的腐朽传统，扮起虚伪的面孔。进，则继承革命的遗产，惟真理是从”。[16]冯契还积极投入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活动，团结高校教师迎接上海解放。1951年，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契求道之心日坚，尽管遭受到一些曲折磨难，但他仍坚定信念。1956年，他因一篇文章受到批判和处分。但他还是在1957年出版了著作《怎样认识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是实现原定“哲学任务”从“起点”到“复归”的中间站。趁到北京开会之便，冯契请金岳霖当面谈他对这本著作的意见，两人“就如何研究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讨论，直至深夜”。[17]这本著作受到毛泽东关注，他要求秘书“找四、五、六、七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18]“文革” 十年浩劫，冯契几次被“抄家”，数百万字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他说：对此起初“确实感到十分沮丧，心情黯然”，后来意识到，“只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还是有条件使自己的探索继续下去。这样，我终于比较平静下来了，而且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经过系统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都还是有信心的。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我经过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19]这样的坚定信念和无悔选择，激励冯契在浩劫之后，尽管已过花甲之年，依然焕发出创造的活力，在最后近20年里，贡献出了原创性的哲学成果：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和以“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冯友兰1985年写信祝贺冯契出版《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贺信说：“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鸿篇巨制，在近年实属罕见。”冯契在“文革”后看望金岳霖，向他表示还要围绕知识和智慧的关系继续深入研究，写出几种著作，金岳霖“连声说：‘好！好！你写出来！现在像你这样多年来一直专心搞哲学问题研究的人不多’”。[20]这样的“罕见”和“不多”，说出了冯契求道50多年的不易和精彩。

[1]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2]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 页。

[3] 赵俪生：《记王瑶和冯契》，《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

[4]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一二·九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5] 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续》，《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6]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 页。

[7] 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续》，《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506页。

[8] 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续》，《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9] 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324—325页。

[10]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6页。

[11]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

[12]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6页。

[13]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0页。

[14]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15]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1页。

[16] 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九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页。

[17]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

[18]毛泽东：《致林克》，《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3页。

[19]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页。

[20]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4页。

中西马会通  论和史一体

冯契的主要学术成就，如上所说是以“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为代表的。按照他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1]这两大成果是有着内在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冯契说，自己“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过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对待它”，就是说，“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2]对于中西哲学，他也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论文《智慧》的准备时期，他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子：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3]但并不由此“以为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老子到毛泽东，有那么多的天才，创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后人还能有什么创造呢？”[4]冯契的学术成果体现了会通中、西、马的原创精神。

（一） 哲学史两种，贯通古与今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系统研究了先秦到1949年的中国哲学史，共100多万字。以个人完成中国哲学通史，迄今尚未第二人。冯契力求“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5]其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正体现了这样的境界。不过，他以为“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6]因此，冯契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出版了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3—1985年出版，《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绪论》摈弃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提出哲学史的新定义：“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还论述了中西哲学的特点：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中国较早发展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逻辑和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法自然观，而西方则较早发展了形式逻辑和原子论；在考察人的自由的问题上，中国传统伦理学注重自觉原则，而在美学上较早提出了言志说和意境理论，西方人则高扬自愿原则和较早提出模仿说及典型性格理论。

先秦哲学围绕“天人”“名实”之辩展开，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大“圆圈”：孔子尊重人的理性，但导致先验论，墨子注重经验而与孔子对立，老子以“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超越孔、墨，但走向唯心论。尔后，《管子》用直观唯物论克服《老子》的唯心论，是唯物论的唯理论，孟子发展孔子的思想，是唯心论的唯理论，他们和早期法家是独断论，《庄子》用相对主义予以反对，惠施和公孙龙则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后期墨家进而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做了比较正确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此后，韩非强调斗争，《吕氏春秋》则注重统一，《易传》有丰富的辩证法，同时是汉代神学唯心论的先河。

秦汉至清代哲学是中国哲学螺旋形发展的第二个大圆圈。汉代哲学论争中心是“或使”“莫为”之争和“形神”之辩。董仲舒是神学目的论的“或使”说，《淮南子》是机械论的“或使”说，王充以“气自变”的观点，批判天人感应论，反对了各种“或使”说，发展了“莫为”说。魏晋哲学以“有无（动静）”之辩为中心。王弼的“贵无”说和裴頠的“崇有”论是各自强调一面，向秀、郭象《庄子注》试图以“有而无之”综合“贵无”说和“崇有”论，有相对主义倾向；僧肇由此发展出“非有非无”，是更极端的相对主义，范缜则以玄学体用不二的原理提出了“形质神用”，对“形神”之辩做了较好总结。隋唐因佛教盛行，“心物”之辩成为论争中心，各宗派都主张“心外无物”，但各自夸大“心”的某个侧面：天台宗强调内省，法相宗突出经验，华严宗侧重理性，禅宗提出“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扫除烦琐教义。同时“力命”之争作为“天人”之辩的侧面得到考察，禅宗和道教李筌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柳宗元、刘禹锡阐述了天人辩证关系，对“力命”之争做了批判总结。两宋到明清之际，哲学论争中心是“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张载以气一元论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有无（动静）”之辩，并开启了“理气（道器）”之辩。程朱理学讲“理在气先”“知先行后”，是先验论；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理在事中”，注重“行”，有经验论倾向；陆王心学的“心即理”“知行合一”也是先验论，但不同于程朱，突出主观能动性。后来王夫之对“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作了批判总结，体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而黄宗羲和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反省，分别具有唯心辩证法和直观唯物论的色彩；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具有直观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倾向，预示着类似西方机械唯物主义阶段的近代哲学即将来临。

中国近代（1840—1949年）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三个大圆圈。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古今中西”之争制约下，主要围绕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展开，既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又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转化和发展。传统的“理气（道器）”之辩在近代首先演变为历史观问题，从龚自珍、魏源到郑观应等，都以“道器”范畴来表达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用进化论来阐释历史演变，再进一步发展为唯物史观及一般的辩证发展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依然以“心物（知行）”之辩为中心，魏源首先提出了有近代气息的知行学说，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强调开民智为先，章太炎、孙中山在与改良派的争论中，表现出对知行关系的辩证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观和认识论在“心物”之辩上逐步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由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做了总结。传统的“名实”之辩在近代主要是逻辑学和方法论的问题，“天人”之辩在近代主要是讨论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这两方面的论争，中国近代哲学未能做出系统总结，由此留下了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任务。

以上是冯契哲学史的两种主要观点。

（二） 智慧说三篇，转识而成智

“智慧说三篇”构建了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 。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运用理论作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运用理论来培养自己的德性，提高思想觉悟。“智慧说三篇”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建构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讲“理论”，即广义认识论的理论，而《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则是讲“方法”和“德性”，即广义认识论的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培养德性的途径。所以，这三本著作各具相对独立性，又互相联系成一个整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而《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两翼。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的主旨，是阐述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冯契从哲学史研究中，把认识论主要问题概括为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并且阐明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主要讨论前两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主要讨论后两个问题。他指出以往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把认识论局限在前两个问题，从这样的狭义认识论出发，就会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很少讨论认识论，从而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哲学。有鉴于此，他把立足于上述四个问题的认识论称为广义认识论。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接着讲”，即会通中、西、马的“接着讲”。该著作对上述四个问题做了系统考察，阐明了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辩证法；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这样的认识过程是：自在之物的本然界转化为知识经验领域的事实界，进而走向运用逻辑思维把握事物各种联系的可能界，把合乎人的需要的可能性化为现实，便是创造了价值，即作为人化自然的价值界。如此的过程，从客体来说，是自在之物不断化为为我之物，进入为人所知的领域；而从主体来说，是精神由自在走向自为，使得自然禀赋的天性逐渐发展为自由的德性。在这里，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不是割裂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达到转识成智，造就自由的德性，体验到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主旨是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以马克思主义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吸取西方哲学概念、范畴学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逻辑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了以“类”（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认识阶段运用的范畴）、“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认识阶段运用的范畴）、“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与当然”认识阶段运用的范畴）作为秩序安排的辩证思维范畴体系。这样的知类、求故、明理的范畴体系，揭示了人们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所必经的环节。冯契指出，以得自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之道，来还治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本身，就是把理论化为方法。这主要有两条基本要求：贯穿于逻辑范畴体系中的对立统一原理转化为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运用表现为理论和实际的统一。这用荀子的话来说，这两条基本要求就是“辨合”和“符验”，所谓“辨合”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而“符验”则是理论要受实践的检验。“辨合”和“符验”不能分割，两者的统一是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的全部方法论。进行“辨合”和“符验”，需要运用“类”“故”“理”这些逻辑范畴，如《荀子·正名》所说：“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因此，辩证方法的基本要求与辩证逻辑范畴是一致的。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主旨是讲化理论为德性，主要涉及价值论问题，基本观点是：人类的自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冯契指出，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认识活动包括认知和评价，二者不能分割，但可以区分。简单地说，认知是判断真或假，评价则是判断好或恶、利或害，这就是广义的价值，好或利为正价值，而恶或害为负价值。在精神价值领域里，同人的精神力量知、意、情相联系，则有真、善、美价值的创造，体现在科学、道德、艺术等文化成果中。真、善、美及功利等价值领域构成统一的价值体系，认识的辩证法贯穿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天与人、性与道的统一；而劳动是两者统一的桥梁。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统一，人的本质力量亦即理性与非理性（情、意）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和集体精神互相促进，达到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人类应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而不是以高不可攀的“圣人”为理想人格，其培养途径是：实践和教育相结合，世界观、人生观的培养和德育、智育、美育相统一，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

以上是冯契“智慧说三篇”的主要观点。

[1]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六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

[2] 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页。

[3]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94页。

[4]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5]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页。

[6]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简短的结语

冯契去世后，其主要论著编为《冯契文集》（1996—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共10卷；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订版，共11卷）。在2015年冯契百年诞辰之际，上海电视台摄制了两集纪录片《冯契》，生动地展现了冯契的生平和思想、为人与为学，该片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多次播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冯契的学术成就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国内著作有10余部，海外学者用英语、日语、法语等语言发表的论文有30多篇。2018年5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建立的“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正式开放。冯契的身后，可以说是文章誉四海，智慧传薪火。他在瞻望21世纪中国哲学时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各学派，都将在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现代人要凭借传统来创造，而传统也因为现代人的创新而焕发青春。当中国现代哲学发扬其民族特色而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1]冯契的学术成就正展示出这样的前景。

[1] 冯契：《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8卷，第613、614页。

主要论著

1.《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四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五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六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七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智慧的探索》，《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八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智慧的探索·补编》，《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九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智慧的探索·补编续》，《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