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秦村(今临渭区官道乡南家村)人。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以乡试第四中举，正德六年进士及第。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浙江绍兴府知府。在绍兴府任上，他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弘扬圣道，政学合一，兴利除弊，良重一时。罢官归来，又在家乡渭南著述讲学，传播王学，成为将其传入关中之第一人。关学的学术走向亦在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经历、故事曲折丰富，思想、精神博大精深，功绩、品德影响深远，对其进行梳理挖掘、传播弘扬，是传承民族文化，讲好临渭故事的有益尝

慧心朴质立鸿志

南大吉天性聪颖，慧心朴质，自少受传统经典的熏陶，通读《礼》、《易》二经，析其义理，又熟悉小戴礼。弘治十五年(1502)入太学，“大夫教之读书，即数千言善诵，示之理即根极圣贤旨归，协之声韵即讴吟锵洋，合古人调。”儿时读书学习，就知道求圣贤之学。他尝赋诗言怀，诗曰：

谁谓予婴小？忽焉十五龄。

独念前贤训，尧舜皆可并。

南大吉喜攻文法，至弱冠年龄，就以古文辞章闻名于世。二十四岁那年，他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十余年间，他驰骋词翰之场，经常以文会友，争奇斗胜，日能数千言，与当时名流之士，相交甚欢。

武功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状元，在当时与李梦阳、郑善夫、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南大吉与他交流频繁，两人在文学、学术、人品上互相敬重。南大吉写诗称赞他“海内文章称独步”，康海认同南大吉“有文名世”。 史家评论说，南大吉“五言诗颇稳帖，无秦人忼厉之气”。清代李维祯认为，南大吉的词赋，可与康海、太史胡秦、安中丞齐名。

正德七年(1512)，南大吉被授以户部湖广司主事，步入官场。此后历任保定粮储、户部江西司主事、浙江司员外郎、福建司郎中、云南司郎中，以及浙江绍兴知府等职。

渭南秦村堡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秋

在户部十年任职期间，南大吉前后负责督查管理天津仓、下粮厅漕储、保定边储、京坊草场。他注重会计审查、实物清理，杜塞管理漏洞，使贪官污吏们丝毫没有机会侵占钱财。曾经被派到云中犒赏边防部队，受到将士们的交口称赞。他工作经验丰富，思路清晰，亢直敢言，奏章简洁，建议中肯。如建议督漕大臣每年赴京师会议的做法，一直延续实行多年。他反对用国库资金赏赐近臣，坚持将皇亲国戚的京营卫兵裁减一半。这些人利益受到影响，到处散布南大吉的流言蜚语，甚至放火烧掉他所负责管理的草料场，想让他受到牵连而得罪。好在户部尚书知人善任，公正廉明，南大吉的官位才得以保全。

知求心学拜阳明

嘉靖二年(1523)春天，三十五岁的南大吉出任绍兴知府，三年后即被免官回乡。然而，其在江南的惊鸿一瞥，却造就了学术史上的风云际会。当年秋天，南大吉遇到其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名震天下的王阳明。

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8)字伯安，明代浙江余姚人，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并设帐讲习，因世号阳明先生。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德行、事功、学说，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

《传习录》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其基本主张，不但影响中国几百年，而且享誉海外，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腾飞期的韩国，都被作为精神范本。“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观点，是支撑日本走向现代的精神支柱。

嘉靖元年春，五十岁的阳明先生为病故的父亲王华守丧，辞官归居绍兴，从事讲习。其时，他的学说影响与日俱增，方显学者本色与大师风采。

王阳明是南大吉京城会试时的主考官，因此以座主与南大吉有门生之称。南大吉最初信奉程朱理学，见先生来到绍兴讲学，出于礼貌，前去拜访，但并未相信他的学说。

后来王阳明门徒越聚越多，南大吉心中疑惑，便派弟弟南逢吉每天悄悄去听课，回来之后细细说给自己听。如是者累日，忽有一天，大吉恍然大悟，说道：“他说的是对的。”于是，大吉整理衣冠，前去拜访，有了下面的对话：

大吉曰：“我做官多年犯过很多错误，先生为何对此不发一言?”

先生曰：“什么错误？”

大吉历数其事。

先生曰：“我说了”

大吉曰：“说什么了？”

先生曰：“我不说，你怎么能知道你所说的就是过错呢？”

大吉曰：“良知。”

先生曰：“良知不是我常言的么？”

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几日。大吉数次来过，谨慎地问：“与其犯过错再悔改，提前能预防不犯，不是更好？”

先生曰：“别人说的，倒不如自己真正的去反省。”

于是，大吉笑谢而去。

又过了几日。大吉数次来过，更加谨慎地问：“身体犯了错误可以努力改正，那心犯了错怎办?”

先生曰：“旧的镜子没有开封，则可以藏污纳垢，但现在镜子已经很明亮了，一粒灰尘都难以落得住脚。这正是进入圣门之良机，勤勉努力吧!”

王阳明主张世间事事物物皆有良知，且人人也皆可通过致良知这一功夫学而成圣。郡守南大吉与王阳明朝夕讲论，切磋学问，悔过自新，成为真正的王门弟子，深得“致良知”之教。他悟出：人心自有圣贤，不必外求于物。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良知，一个人如果想要达到圣贤的境界，不必去别处寻求，只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内心就没有丝毫丑恶可以藏身的地方。

和王阳明的不期而遇，彻底改变了南大吉的思想和人生。他随即放弃了多年来喜欢吟诗作赋的习惯，转而孜孜以求于圣贤之道，开始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为弘大王学而不遗余力。

兴修书院振绝学

南大吉亲历了王阳明晚年创立致良知之学、设坛讲学的全过程，犹如孔子之七十弟子服膺孔子一样，万分敬重王阳明先生。并在期间将整修书院作为政事之一，热忱宣扬、积极传承心学，对远近产生了示范效应。

稽山书院原系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时所创立，后来南宋朱熹曾到这里讲学，故闻名遐迩。然而，此时书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南大吉看到王阳明弟子日渐增多，寺观讲学之所不能容纳。他出任绍兴府知府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令山阴县令吴瀛重建了稽山书院，增设明德堂、尊经阁及瑞泉精舍，专门作为王阳明的讲学之所。

应南大吉的邀请，王阳明写下了著名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被列为书院的必读课文。南大吉是学者施政，决心以教化为本，以圣贤之道来引导读书人，从而影响社会与民众，他意味深长地说:“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老百姓就会振作向善，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

南大吉延请王阳明先生及其门人到稽山书院讲学，并请他担任会试举主，让绍兴府八个县的学官和优秀知识分子都来听讲，并安排日常食宿笔墨经费，自己以门生身为表率，亲自参与讲习，并督查学政。

除过稽山书院外，南大吉还丈量修缮了卧龙山东麓的龙首书院、修建拓新了省城南的万松书院。

王阳明以救天下人心为己任，宣传良知学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讲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分时间、地点，深得听众青睐。听众之多、无与伦比。钱德洪的《刻文录叙说》：“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听，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追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郁积入者以融释脱落出。”

各地学者纷至沓来绍兴，产生了“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的求学盛况。当时，诸如萧璙、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良、孟源、周衡等来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事实上，绍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

盛大的讲学中，王阳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最终完善了“致良知”的心学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王阳明的讲学，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在南大吉的努力下，王阳明振绝学于一时，为以后形成王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绍兴的科举也由此更为昌盛。

冒险弘扬圣学书

出任绍兴知府的第二年，南大吉又做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事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程朱理学是官方正统思想，而王阳明心学则被斥为“伪学”。朝廷大力推崇程朱之学，而极力贬抑王学，南大吉却逆流而上，冒着生命危险，校续《传习录》，并分上下两册重新刊刻。

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记录下先生十多年来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六年后，另外一个弟子薛侃在徐爱所录残稿的基础上，补充进陆澄与自己新录的部分内容，仍以《传习录》为名刊印。

南大吉读完薛侃编纂的《传习录》，爱不释手，对其文尝“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并对其良知之说“自信之笃”。认为《传习录》所阐发的“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南大吉对王阳明的《传习录》推尊有加，却又憾其收录未全，于是在嘉靖三年(1524)十月，和胞弟南逢吉一起，搜集整理了王阳明致周道通、陆元静、聂文蔚等人的论学书信笔记若干篇，刊刻成书，将《传习录》由原来的三卷扩编为五卷，并亲为作序，风示天下。在《传习录》中也记下了师生二人间的多次问答。

南大吉曾在所刻《传习录》序言中，对王阳明心学教化世人、治国安民的功用充满了期待，他乐观地估计：“是故大道之明于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将亦可俟也已。”他通过刊印此书，传播王学的主旨，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阳明著作已不许“私自传刻，以误正学”，南大吉为了“以身明道”，冒险刻书，尽一己之力，试图把王阳明的思想记录、保留下来。阳明弟子钱德洪回忆说，“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

嘉靖三十三年(1554)，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王阳明遗言录加以删减，加上他和王畿所录内容，编成《传习续录》刊行。两年后，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刊行《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的《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录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形成现今流行的王文成公全书本《传习录》。

无论是整修书院供王阳明讲学，还是顶住压力续刻《传习录》，南大吉对阳明学在当时的传播及后世的传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心学治政安黎民

王阳明倡导“政学合一”的宗旨，提出：“修己正人，本无二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他要以心学的普及，“使天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馋妒胜忿之习，以跻于大同”。作为王阳明的门生，南大吉不仅为王学的光大颇有功绩，本人也深悟王阳明致良知之旨、治学之政，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饬躬励行、忠实实践了王阳明“心学治政”的主张。

一次南大吉路过阳明住所时，进去问政，王阳明直接告诉他:“政在亲民。”接着谈到“亲民”与“明德”、“至善”的关系，这次谈话对南大吉启发很大，他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理解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于是在他的莅政之堂挂了一个匾，上写“亲民堂”。并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卧龙山东侧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卧龙山与火珠山恰如“卧龙戏珠”之态，火珠桥架在府河上就成为纽带。南大吉关切世风民情，以为上有“火”下有“水”是不吉利的。古训“民犹水也”，岂能“水火不容”?他想起了孟子的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扪心自问：“吾以民为宝，岂不善哉?”下令将“火”改为“宝”，从此“宝珠桥”的名称沿用至今。

“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这是南大吉的名言。他继承绍兴府前任的良好传统，遵循先贤前仆后继的足迹，始终将治水安民列为重政大业。

大禹陵1

明洪武年间，大禹陵被钦定为全国应该祭祀的三十六王陵之一。嘉靖二年(1523)，礼部员外郎郑善夫来到绍兴，与南大吉同议禹祀之事。二人一起深入会稽山麓，考定禹陵墓地方位。郑善夫是一位研究先代帝王和大禹的专家。当他最后确定大禹墓地在禹庙南数十步许，南大吉就深信不疑。嘉靖三年，他花费巨资，重修禹庙，兴建碑亭，重新营建大禹陵园。陵园建成后，亲笔在石碑上书写了敦厚隽永、雄浑端严的“大禹陵” 三字。碑身高4米，阔1.9米，三字每字的字径为1.23米。碑石至今仍矗立在大禹陵园之中。南大吉以绍兴知府的名义，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礼，追念大禹治水的功德。

大禹陵2

绍兴是个水城，自古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南大吉在任期间，绍兴府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城市的拥挤和城河管理与排污的困难。绍兴城当时的府河跨山、会两县界，纵横贯穿于城中，皆通舟楫，成为绍兴府至关重要的“命脉”。然而，那些临河而居的人家却自谋私利，不断侵占河道，搭建庐舍，致使府河渐趋壅窄，来往船艘经常堵塞，老百姓纷纷怨声载道。过往商旅船为了通行，不时发生争斗至死的恶性事件。

南大吉明察暗访，很快发现侵占城河河面者多为一些权势大户，民众不敢言，官府不敢过问。担任绍兴知府一年多的南大吉，决定向这一棘手问题开刀。他先出安民告示，要对城河进行疏通和深挖，拆除城河两旁庐舍六尺许，以拓宽河道。一时间，老百姓拍手称好，但一些习惯于横行霸道、侵占河道的富家豪门不理不睬，依然故我。他们甚至煽风点火，对南大吉进行恶毒诽谤，还向朝廷诬告其害民罪责。民间诗云：“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

在这种情况下，南大吉信念坚定，不畏险阻，顶着种种诽谤，“持之弥坚，行之弥决”。他坚信“民亦非无是非之心”，并决心从讲学入手，“启之以身心之学”。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

南大吉筑陂塘以备旱涝，通沟壑而除险厄，疏浚了绍兴的府河、运河和若耶溪，打通了绍兴府城内外的水系，使环城河规模进一步扩大，排涝、航运能力增强。城河面貌焕然一新，舟楫通行，行旅者络绎不绝，沿溪之田又重新耕种，有了收成。当年秋天遇到大旱，绍兴府收获纳税如同往年;第二年发生洪灾，民居安然无恙。老百姓尊称南大吉为“南侯”，交口相传云：“旱之熇也，微(没有)南侯兮，吾其燋矣。霪之弥月也，微南侯兮，吾其鱼鳖矣。我输我获矣，我游我息矣，长渠之活矣，维(依赖)南侯之流泽矣。”

南大吉的恩师王阳明先生闻悉此事，慨然挥笔写就《浚河记》，记述了南大吉浚河治越的功绩，最后点明主旨：“未闻以佚(安乐)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明确昭示了天道、公理与人心。此碑记刻成后，被老百姓竖立在府河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得丧荣辱是平常

绍兴自古称为难治之郡，多官宦狡黠之豪民，民风彪悍奢逸，纲纪废弛，法治混乱，府治弊政丛生。正值壮年的南大吉任知府之后，踌躇满志，劳身公务，夙夜不辍，以期干出一番政绩。不过他的副职勒塘在任时间很长，对南大吉的到来颇不以为然，南大吉向他了解情况，他欺上瞒下。

南大吉深入越地了解情况，细察实情，隐忍不发。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升堂主事，召集大小官员抱案聚集。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有人在蒙蔽我，有些事明明是对的，你们却说不对，有些事明明是错的，你们却说是对的……”随即，他命令官员拿出案子，亲自审判数十事，但见“剖析明快，悉中情理，人人折服”，站在一旁的勒塘“骇汗咋舌，不敢出一气”。

据《越中杂识》记载：(南大吉)“锄奸兴利，政尚严猛，善任人事，不避嫌怨。每临重囚，必朱衣象简，秉烛焚香，洞开重门，令众见之，人咸以为神人不可犯。属吏有被诬者，必为洗雪;郡有大盗，素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学士侵吞王右军、谢太傅故地，悉剖归其主;郡河、运河为势家侵占者，治其罪而复之。”

南大吉在任三年，政绩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他整治吏署，励精图治，公开办事程序，先后罢除一切不便于民的旧政。劝农耕作，不误农时;均平赋役、公平税赋;重学立德、兴办书院;断案听讼，秉公求是。毛氏为欧人抵命，田妻得诬陷之罪，虽是御史家里人也绝不宽恕。衢州太守、上虞令被诬陷罢官，南大吉不避嫌疑，为他们洗雪了冤屈。至渠魁首棍棒打死数人，虽有高官出面请求免除其死罪，他也一概不听。他还重修大禹陵庙、南镇山神庙、城堞、府衙等。同时扩建了曹娥庙，表彰全境节烈女性，拿她们来配祀。南大吉移风易俗，修礼明义，还制定了婚丧二礼刊行，教化民众。“当时是治教修明，奸盗屏息，旦书讴歌，夜户不闭，则绍兴固一太平郡也。”

老百姓称他为 “严父”、“慈母”，“真吾师也”。 人们在他进京“入觐”之时，担心他会被调任而去，用种种方法，甚至通过王阳明的劝说，试图让他留在绍兴。

当朝阁臣厌恶王阳明的心学，唯恐其成为异端邪说而泛滥，希望通过打击他的弟子南大吉，削弱王阳明的影响力。加之南大吉性情豪旷，心雄气昂，不拘小节，敢于触动豪强利益，得罪地方权贵，故遭之报复，“腾谤遍及京师”。嘉靖五年(1526)“入觐”之时，阁臣指示吏部尚书与都御史，在南大吉的大计考核评价中，填注了恶评的考语。由此南大吉突然被贬黜，“大计落职去”，被借故勒令从绍兴知府任上罢官回乡。在他卸任告别之际，绍兴百姓垂泪揖别，涕泣相送，仿佛失去了严父慈母一般。

返回北方故乡的途中，南大吉写下一封书信寄给王阳明，在信的末尾，他感叹道“南望会稽，日远一日，怅仰之怀，又奚翅饥渴云哉!唯尊师其永念之”，表达了远离恩师的怅然与思念。在受奸佞所污垢而不被重用后，也可以看出南大吉为人淡泊、慎独处事的态度。“故夫慎独格物致吾之良知, 以求至乎圣人之道者, 则非一时之荣辱进退、聚散远迩所能加损者也。”

信中只是询问学术上的问题，只字不提罢官一事，使阳明先生甚感安慰。《答南元善》就是阳明先生接到信后的回复，他在信中指出，面对人生挫折，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通脱之士，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第二种为避世之徒，或“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或“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或“发于意气”，“溺于嗜好”者;第三种就是“有道之士”，不“慕富贵”，不“忧贫贱”，皆能超然其外。

南大吉把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的态度，王阳明十分赞赏。“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肯定了南大吉的为人和学问，称之为“关中豪杰”，盛赞南大吉持守人生大道，鼓励他做“有道之士”，心中良知昭然，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称其为“朝闻夕死之志者”。 并把他的来信在众弟子中传阅，以示褒扬。

王阳明认为这是老天有意安排南大吉返回关中，通过宣讲心学来振兴关学。他在回信中深情而又豪迈地说：“元善自爱!元善自爱!关中自古多豪杰……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

开馆授徒传圣道

南大吉没有辜负王阳明的期许和厚望，回乡后“益以道自任，寻温旧学不辍”，“日夕勉励以求无负我尊师之教”，潜心从事学问和教学，先后在所居之地田市里的秦村、启善寺宣讲心学。嘉靖八年(1527)夏四月，他散尽家财，建成了湭西书院。湭西书院也称湭西草堂，在今渭南城湭河西岸的六姑泉。此地柏翠松青，流水淙淙，环境优美。其弟南逢吉记述当时情形说，“诸生来，学者益众”。此后十余年，南大吉一直坚守书院，重刻 《传习录》，讲良知之学，传圣贤之道，培养优秀弟子，直到去世。

南大吉在渭南县的讲学活动，给信守程朱之学的关中地区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从此关学开始迅速向阳明心学转向，从原来的保守逐渐趋向于开放和成熟。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嘉靖二十年，这一年，南大吉去世。他的三个儿子也颇有声名，能得良知之旨，才华竞爽，鼎峙诸生间，时人目为三凤。然而在嘉靖三十四年华州大地震中，长子辕、三子 不幸罹难，次子軨不久也病亡，均未能光大其学。良知学通过其弟南逢吉、其侄南轩及其孙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南逢吉也曾在阳明门下受教，在嘉靖十七年中进士之前，一直与其兄在家乡讲学，后来从山西按察司副使任上致仕后，又在渭南建姜泉书院，收训其子侄门人，接引后学，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子弟。出其门者大多数位至方岳、文行名世，与人和而有容，当官任事则毅然有执。在南氏兄弟的门人中，较为著名者有薛腾蛟(字时化，号南冈山人)、王麟(字季灵，称石鼓先生)、裴贞(字一卿，号灵阴)等人。

复兴关学致良知

关学是儒学的重要学派，由理学大师张载创立，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其倡导正学，以礼为教，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整个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关中地区人才鼎盛，学术活跃。冯从吾在关学史《关学编》中记载，仅渭南籍关学代表人物就有三十一人。南大吉是关中地区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当时著名的关中学者有康海、吕柟、马理、韩邦奇、韩邦靖、杨爵等。它们分布在三原、高陵、渭南、朝邑、富平等地，涵盖文学、理学、经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高陵吕柟、三原马理、武功康海的影响最大。康海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前七子”之一，而吕柟、马理则以理学著称。

南大吉的父辈就与三原马氏结交，与马理的关系最为密切。马理父亲的墓志铭为南大吉所撰，以后两家又有亲戚关系，感情深厚，来往频繁。南大吉任户部主事时，值父亲去世，吕柟曾为其作墓志铭，康海撰墓碑。南大吉去世后，墓碑也由马理撰写。

南大吉回乡讲学，在渭南传播王阳明的心学，此乃关中有王学之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南大吉列入“北方王门”，视其为阳明之学传播到北方的关键人物。冯从吾说：“文成公门人虽盛，而世传其学者，东南则称安成邹氏，西北则称渭上南氏。”将南大吉与邹守益并列为阳明之学的重要传人。可见南大吉在王学学派中的重要地位。      

南大吉的心学思想主要有“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和“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这三点。讲求自我修养和端正品行，尤其看重道德人伦的重要作用。

南大吉认为，世间万物的定理、定体即是心之良知，求心之良知，自然会有定理、定体，自然可以顺之应对万事万物。就如规矩与方圆一样，有了规矩方圆自成。他在写给马汝骥(西玄)的信中说道：“是故纷至遝来，困心衡虑，反诸吾身，徵诸吾民，夫然后始见夫是心之良知本一也。以其运于天而言谓之命，以其赋于人而言谓之性，以其率而行之谓之道，以其修而诚之谓之教，以其推而及之于四海谓之治，以其成而重之于万世谓之功。皆是心也，天下之所同也，学所以明此也，仕所以行此也。故吾心于事苟无欺弊，行之而自觉其是;于物苟无私累，处之而自得其安;则必自以为快矣。吾心既快，求之天下而同然，人心亦未有不快之者。是毁于不能摇，祸福不能怵，无入而不自得也。”他进一步阐发了“致良知”的思想，认为圣贤之学、圣贤之道在于涵养心体，保持本心之明。因此，求心之良知才是根本。

人要发现这一内心良知，达到这一良知，南大吉提出需要慎独。他在答复朋友的信中讲到：“依是良知，尊尊卑卑、厚厚薄薄、有有无无，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即所谓慎独也，即所谓致良知也。”良知能够知是知非，知当知不当，对待是非、尊卑、厚薄都不掺杂任何一丝的杂念，就是所谓的慎独，而能够做到慎独，便是致良知的法门。

在南大吉看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焉。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性以中为最佳，情以和为最佳。性、情都以“中和”为最佳境界，所以“相忘于道化”。 “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家争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南大吉在任官绍兴期间，受到民众、士人的诽谤，无人相告，只能与知己者道来。他高度赞扬古之君子不为“毁誉得丧”所左右，即不因名誉而沾沾自喜，不因毁损而轻易发怒，不因获得而快活，不因丧失而忧愁。然而己之心勉强不悔，总是受到外界事物的纷扰，不平之气窃发，又因禀气薄而质不美，“所幸者吾心之良知自明”，而后能觉，觉然后反省并加以克治，则“心中自然明快”。

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给当时以程朱学为主的关中理学增添了新的思想因素，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关中理学在此之后也开始复兴，渐成气候。

有清一代，关中理学学者、著述众多，著名的有“关中三李”，即李二曲、李柏、李因笃，他们都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质朴严谨、务实必行，兴办书院，广收士子，讲学授徒，出版书籍，弘扬关学。

千百年来谁著史

明朝建国之始，朝廷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编写蔚然成风，呈现出繁荣态势。

明清以来，临渭区历史上共编撰县志十部，其中前三部都是由南家主编。第一部《渭南志》，正是由南大吉负责编撰的。

这部县志，最初是由南大吉的父亲南金(号渭阳父)编写。南金费了三年时间，未成而卒。临死时把未竟之业托给长子南大吉。当时南大吉任绍兴知府，无暇顾及。嘉靖二十年，南大吉已罢官回乡，正在湭西书院讲学。渭南知县辛万钧请他撰《渭南志》。他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与弟子姜泗、贺府、姜沂、刘凤池、薛腾蛟、何永等，“旁搜博考，包罗兼括”、“分类校勘”，历时三月，于当年秋天纂成。这部志书，上溯秦汉以往，下至嘉靖十八年。有图二卷(诸图上、下)、表四卷(易置、官师、户口、选举、恩例)、考五卷(封域、建置、风土、祠祀上、下)、传七卷(官职、迁寓、人物、列女、杂记、叙传)，共十八卷、二十一篇。

南大吉对待史实严谨客观，不浮夸，不隐匿，能够秉着还原真实历史的态度原则。他在《渭南志》“风土考”中提出了“天下大本”的思想，“风俗者，天下之大本。政教者，治世之先务。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者”。 因此，为了国家兴盛，就需要在风俗的评价与改善方面有所作为。

该志手抄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刻本存台北博物院。其学生、巡抚河南佥都御史李宗枢为之作序。称之为“实录”，誉南“有良史之才”。南大吉著作还有《绍兴志》、《少陵纯音》、《瑞泉集》等。

南大吉死后，其弟南逢吉立志要续写《渭南志》，但因年老，力不从心，于是嘱托儿子、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南轩完成心愿。南轩也因政务繁忙，无暇动手，直到二十多年后致仕回乡，知县张士隆请他时才着手续编。后来由于灾荒搁置，在知县崔邦亮的邀请下，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南轩编成《续渭南县志》。山西按察司副使薛腾蛟、南京吏部尚书孙玮，以及崔邦亮和南轩本人都写有序言。据现存各序得知，分十二卷，包括封域、建置、祠祀、食货、官师、人物、选举表。其中把“食贷”专门立卷，记叙田赋等。崔邦亮赞其“简而尽，质而有文”。 这部续志，经多方查考，迄今未见。

南轩完成《续渭南县志》后，曾向三子南师仲说：三十年以后，时代景象不同，需再续修《渭南志》。彼时知县物色执笔人，会选你的。南师仲答应续修。万历廿三年(1595)南师仲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后来遭诬告罢官回乡。万历四十六年，知县杨新期请其续修《渭南志》。南师仲虽然答应，但因病搁置。新知县徐吉到任，于天启元年(1621)二月到八月，以南师仲为主笔，“遍历岩谷，咨访父老，质勘同异”，完成《增订渭南县志》。南师仲参照前两志，取长补短，写成当时较为完备的新体志书。徐吉、南师仲、南京户部尚书南企仲、光禄少卿史记事有序。这部志设封域志、建置志、祠祀志、食货志、官师志、人物志、节义志、选举志、迁寓志、纪事志、艺文志，共十六卷。现仅北京图书馆有藏本。

关中望族第一家

明清时期，渭南县经济发达，文教兴盛，人才辈出。世家大族，蔚为壮观。最为显赫的，莫过于渭北的南氏家族。

南家世为书香望族，名闻遐迩。数百年星汉灿烂，自天顺庚辰南钊始，至天启壬戌南居仁终，共计十位进士，跨越了一百六十二年，绵延七世，其中为翰林庶吉士者三人，进尚书之阶者三人。

其家弛声誉者，自南大吉始。家族中涌现的十三位文人学士为：南钊、南金、南大吉、南逢吉、南轩、南学仲、南宪仲、南师仲、南企仲、南居益、南居业、南居仁、南廷铉。他们为官声清洁，政绩赫然，大多有作品传世。南氏也被誉为“关中铨曹词林世家”、“关中文献世家”。

第一世，南钊为明朝河南右参政，著有《休亭稿》。墓碑为三原王承裕撰。

第二世，南钊的儿子南汉为苏州通判;南钊的从子南金被赠封奉政大夫。墓碑为状元高陵吕楠撰，墓志由三原马理撰。

第三世，南金的长子南大吉为绍兴知府，著作有《渭南志》《绍兴志》《少陵纯音》《瑞泉集》等，墓志由绥德马汝翼撰，墓碑为三原马理撰;南金的次子南逢吉，任山西按察副使，在渭南建姜泉书院。著有《姜泉集》《越中记传》《订注会集三赋》等。墓志由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同州马自强撰。

第四世，南逢吉的儿子南轩为吏部郎中，编撰有《续渭南县志》《通鉴纲目前编》《关中文献志》《渭上稿》《南氏谱》等。墓志由户部尚书兼大学士四明沈一贯撰，合葬志由礼部尚书兼大学士昆山沈鲤撰，碑文由吏部尚书兼大学士新建张位撰，墓表由吏部左侍郎瀛海刘元振撰。

第五世，南大吉的孙子南企仲为南京吏部尚书，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渭南时，责令捐献巨饷，因拒绝被杀，著有《痴醒子》;南轩的长子南学仲任怀庆县通判，墓志由参政朝邑王学谟撰，墓碑由华州王庭撰撰。南轩的次子南宪仲授枣强知县，著有《广川集》《亲民近规》，墓志为参议耀州左熙撰，墓碑由御史朝邑雷士祯撰。南轩的第三子南师仲为明朝南京礼部尚书，编有《王允宁文集》《南宪仲集》《刘东陵集》、《玄麓堂集》、《玄象山馆诗草》《增订关中文献志》等。

第六世，南企仲的儿子南居业任礼部主事，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渭南时，强迫他投降，遭到炮烙酷刑，绝食而死，著诗文数十卷;南居业的弟弟南居仁任礼部侍郎，著有《遹修堂集》;南宪仲子的儿子南居益为工部尚书，为福建巡抚时，曾在台湾抗击荷兰殖民者，平息海患。李自成攻克渭南，迫降不从，绝食而死。著有《晋政略》、《年谱》、《致爽堂诗》、《青箱堂集》等。

第七世，南师仲的孙子南廷铉，为清代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著有《寿乐园集》《金台玉垒》《岷江集》等。墓志为孝廉刘懿宗撰。

南氏家族墓群，在秦村西南(今南家村)，计安葬明代南氏宗族九位文人学士，他们分别是:南钊、南汉、南金、南大吉、南逢吉、南轩、南学仲、南宪仲、南居益。此外，南师仲墓在仓渡镇东北;南企仲墓在崇宁镇南;南居业、南居仁墓在渭南城南小原村东;南廷铉墓在旧下吉县城内。

明代渭南县立有牌坊，名曰“七朝甲第坊”、“大冢宰坊”、“大宗伯坊”、“大司成坊”、“翰苑坊”等，南氏之盛可见一斑。清代《渭南县志》序中记载：渭邑自两汉以来，名贤接武，香山(白居易)、莱公(寇淮)，其尤著者;前明科第亦胜，而南氏为最，儒林忠孝萃于一门，不独轩冕为邑中冠也。

士大夫亦有论曰，若李因笃语：“关中望族首推渭南南氏，盖上溯太守观察昆仲以来，科第蝉联，勲名彪炳。光家乘，冠国书，震耀吾秦，为近代所未有。”王士桢语：“渭南南氏，自大吉、逢吉而下，衣冠之盛，与灵宝之许、余姚之孙相鼎足。若吏部尚书企仲、礼部尚书师仲、国子祭酒居仁、工部尚书居益，其尤著者。”王弘撰语：“吾乡学士大夫，类无不谈渭上南氏之学者，余闻南氏之学始自文成，盖昔文成以理学冠一代功业，焕然成斑，如南氏之先，实游其门，以世著勋名凡五传矣。”

南氏家族成员交游广泛，在关中姻亲、门生遍布，南氏成员始终活跃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几代人积累了众多的海内故交，使南氏家族在有明一代始终保持著家族的兴盛。南氏亦对关中政治、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明代渭上南氏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包含文化、科举、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值得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