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国内出版发表的众多王阳明研究著述相比，西方王阳明研究著述相对较少。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可以在这篇简短的综述性文章中将近年来西方发表的关于王阳明的主要研究著述一网打尽。这里所说的“西方”，是指任一国籍的作者用英语发表的作品。本文聚焦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研究的专著、论著相关章节和期刊文章。论述的对象排除了以下几类：一、非王阳明研究的专门文献，如中国哲学史概览之类；二、参考著作中的论述较简单的文献材料；三、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四、仅以在线电子文本形式存在的文献材料。鉴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研究已有学者做了较好的归纳总结，本文将着重于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本文是按主题来编排的，括号内的作者和日期指的是文末书目中所列出的作品。
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献研究
西方关于王阳明的文献研究很早就出现了，如陈荣捷于1972年发表了《王阳明：西方研究》一文。该文并不局限于文献学研究，实际上也是对当时西方和亚洲学者以英语发表的关于王阳明研究的状况分析。为了避免重复，陈荣捷并未将一些不甚重要的早期作品纳入文献书目中。
陈荣捷的论文发表在《东西方哲学》杂志上，该杂志在王阳明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力。事实上，《东西方哲学》从1973年第23卷第1期就开始发表相关王学研究的文章，刊登了牟宗三、倪德卫、冈田武彦、唐君毅和杜维明等学者的研究论文。（牟1973，倪德卫1973，冈田1973，唐1973，杜1973）这些文章最初是在1972年6月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王阳明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如同其他有关亚洲的研究一样，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王阳明研究才在北美有了重大的发展，而这次会议正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近50年之后，另一项文献研究才问世，那就是乔治·拉里·伊斯雷尔的《王阳明学术在西方的转变》（2018）。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伊斯雷尔对西方关于王阳明的研究进行了考察，他写了关于王阳明的大量著述（2008,2009,2014）。在1972年6月举办的夏威夷会议上，伊斯雷尔讨论了一些主要思想家的观点，比如陈荣捷、狄百瑞、秦家懿、杜维明、张君劢、倪德卫等。除了分析这些学者的著作，伊斯雷尔还提供了相关重要的生平背景资料。由于伊斯雷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以本文我将着重关注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表的作品。
另外两篇论文考察了中国大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情况。这些文章关注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西方的学术研究，但是由于它们是针对西方读者而用英语发表的，所以也被囊括了进来。彭国翔的《中国大陆关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当代研究》总结了大陆学术界中一些最重要的成果，并让这些研究为更多的西方读者所了解（彭2003）。他的论文发表在另一份王阳明研究的重要刊物——《道：比较哲学杂志》上。
彭国翔的的文章侧重于学术探讨，而乔治·伊斯雷尔则在著作中描述了王阳明思想是如何通过文化机构和事件得以推广的。伊斯雷尔的《论王阳明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复兴》记载了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复兴（伊斯雷尔2016）。他探讨了王阳明的思想是如何在当地和区域性的文化教育组织中传播的，并且考察了政府和学术机构是如何通过出版物和会议来支持王阳明思想的。
二、翻译作品
在20世纪60—70年代，第一个将王阳明的著作翻译成英文的是陈荣捷和秦家懿。虽然大部分翻译作品已经不再出版，但他们的翻译仍然是迄今为止有关王阳明思想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陈荣捷翻译的王阳明《传习录》以《实践生活的引导》之名出版，这是对《传习录》翻译得最为完整的版本，不幸的是，今天早已绝版了。《实践生活的引导》针对的是专业读者，同时陈荣捷也为广泛的读者提供翻译作品，最著名的是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读本》，其中有40页王阳明的作品。这部读本在北美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至今仍在出版。
20世纪60—70年代，另一位主要研究王阳明思想的学者是秦家懿，她于1976年出版了《追求智慧：王阳明之道》一书。该书主要是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二次研究，其中她也节选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王阳明哲学著作和诗歌进行翻译。秦家懿关于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另一项成果是她于1972年出版的《王阳明的哲学书信》，收录了王阳明67封书信的翻译。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作品，因为书信文学在西方学术界中并没有很好地得以呈现。
20世纪的最后25年，有关王阳明的作品很少有译本出版，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了更多的译本。21世纪初，中国研究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大学开设的亚洲研究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已经显著增加。20世纪末出版的几部著作使王阳明的思想不仅为大学生而且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当时在美国使用最广泛的有关中国思想研究的选集是狄百瑞和布鲁姆编纂的《中国传统的渊源》，其中收集翻译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思想研究资料（狄百瑞1999）。《中国传统的渊源》第一版于1960年出版， 1999年第二版出版，第二版收录了王阳明及其后学的作品选。
21世纪的学生也可以在艾文贺的《儒家传统伦理》（2002）这本书中读到王阳明思想研究的选篇，文中将孟子和王阳明思想并举进行比较研究。艾文贺的《陆王心学读本》是包括了《传习录》和其他相关材料的一个新译本（艾文贺2009）。这两部著作都是由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哈克特出版公司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出版社专门为大学生提供了买得起的亚洲经典译作。
王阳明许多重要著作的摘录也出现在下面的作品中。
三、良知的概念
有关王阳明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一个术语或主题上。这些研究中有一些是概念性的，侧重于在王阳明自己的文章语境中理解某个术语；而其他研究则是从比较性的视野出发的，比如将王阳明与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较，或者将之与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较。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思想史或比较哲学的角度展开的。
西方人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王阳明“良知”的概念，这个词以不同的方式被翻译成英文。迄今为止，有关“良知”最全面的研究是耿宁2010年出版的《人生第一等事》，共有800多页。耿宁是瑞士现象学学者，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鲍永玲和马恺之为此书撰写了英文评论（鲍2015，马2013）。根据鲍永玲和马恺之的观点，耿宁从王阳明人生的三个不同时期考察了他对良知的看法。鲍氏认为，耿宁的研究是西方对王阳明最精细的分析研究之一。
许多期刊文章也考察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概念。与耿宁的研究一样，卢盈华的文章《良知作为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王阳明的是非现象学》采用了现象学的视角切入研究（卢2017）。卢氏将“良知”置于现象学背景下来分析“是非之心”，不同寻常地把心翻译为“感觉”，但卢氏在有些地方把“心”翻译成更为传统的“人心”。卢氏亦探讨了有关道德判断、道德知识和道德经验等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马克斯·舍勒（1874—1928）的价值、情感观与王阳明的“良知”、价值和感觉等概念进行了比较。
其他学者将王阳明“良知”的概念与中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如劳埃德·希斯班在他的《王阳明哲学中道德决策的本质特征》一文中，比较了王阳明与孟子、朱熹等思想家的观点（希斯班1998）。杨国荣在《王阳明的道德哲学：内在意识与美德》中比较了二程、朱熹、王阳明关于“良知”“天理”的概念，他还把王阳明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杨2010）。张子立也在《人格同一性、道德动能与良知：柯思嘉和王阳明的比较研究》中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张2015）。张子立以比较哲学的视角，将王阳明的良知观与克莉丝汀·柯思嘉的人格同一性与道德动能进行了比较。同时，他也将这些观点与德里克·帕菲特（1942—2017；生于成都）进行了对比。
黄勇也采用了比较研究的视野。他在《事实知识、技艺知识或良知》一文中写道，王阳明“良知”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知道他所说的“良知”（黄2017）。黄勇将这种“知”与吉尔伯特·赖尔讨论的其他两种类型的“事实知识”和“技艺知识”进行了对比。在另一篇文章《宋明理学的智慧观：王阳明论先天道德知识（良知）》中， 黄勇站在“气”的角度采用独特的方法考察了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概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黄勇探讨了王阳明的良知观，并将其与宋代思想家和诸如约翰·洛克（1632—1704）和理查德·罗蒂（1931—2007）等西方思想家进行了比较（黄2006）。
在考察了“良知”的相关概念后，威廉·戴又研究了“真知”的观念。在他的《王阳明和斯坦利·卡维尔的“真知”和“认知”》中他将之翻译为“真正的知道”（戴2012）。戴氏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将“真知”与斯坦利·卡维尔（1926—2018）的“认知”概念进行了比较，尤其是对他人痛苦的认知。戴还评论了柯雄文对“认知”概念的理解。
当然，比较研究中也出现了诸多跨文化、跨语境阐释、理解的问题。张子立试图在他的《王阳明“良知”说再探：翻译、音译和诠释》（张2016）中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早期哲学术语的翻译误导了那些想要清楚理解王阳明思想的读者，因此他改用了音译。他也试图澄清其他学者对王阳明“良知”思想的误解。在他看来，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良知”是最好的。
道德实践与伦理也是《道与宋明理学》中有关王阳明的两篇论文的主题。在这本书中，王阳明是少数几个被学者逐一撰文讨论的思想家之一。安靖如在文中将王阳明视为美德伦理学家，他采用了比较伦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安靖如2010）。大卫·田则探讨了王阳明的道德形上学方面（田2010）。
四、知行合一的概念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概念也是西方学界热衷于研究的主题之一。沃伦·弗里西纳的著作《知识与行动的统一》是对这一思想长时间探讨的结晶。弗里西纳将“知行合一”翻译为“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弗里西纳2002）。弗里西纳从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概念。他对比了王阳明与宋代多位思想家的思想，还讨论了王阳明“万物一体”“诚”“心”和“良知”等概念。2006年，安靖如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书进行了评论。弗里西纳还在1989年为《东西方哲学》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考察了知识和行动（弗里西纳1989）。
杨晓梅的《如何理解“真知即行”这一命题》（杨2009）一文评论了许多早期关于“知行合一”的英文研究。在关于王阳明“知”与“行”的一项相近研究中，杨晓梅还考察了弗里西纳、柯雄文、秦家懿和杜维明等人的著作，并质疑将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如约翰·杜威（1859—1952）或怀德海（1861—1947）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合理性。
郑和烈在许多研究中以现象学的方法来讨论“知行合一”的思想，并在以下论著的多个章节中考察了王阳明思想对世界哲学的贡献:《知行合一：王阳明存在现象学后记》（郑1986）、《横向理性与跨文化文本：现象学与比较哲学论文集》（郑2011）、《王阳明与世界哲学之路》（郑2013）等。特别是《王阳明与世界哲学之路》中，郑和烈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哲学的研究方法。他所重视的是“横向性”，而非“民族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对于郑和烈来说，横向性“是跨文化、跨专业、跨学科和跨感觉的”
朱鸿林在《黄佐、王阳明之会与“知行合一”之辨》（朱1995）一文中运用了一个不同的方法研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概念。与上文讨论的许多文章不同，朱鸿林的研究并非从比较入手，而是完全置身于明代思想史背景上的。当时，他被视作是一个知识渊博、学问深厚的学者，这些品质尤其能够通过比较详细、原始的关于黄佐与王阳明的交往的研究中明显地体现出来（黄佐，1490—1566）。朱鸿林使用的资料源（比如黄佐的著作）很少被其他学者发掘，他对王阳明的著作进行了较多的翻译，而西方学者对此鲜有研究。
五、 对特定文本、短语或概念的其他研究
在王阳明的哲学概念中很少有像“良知”和“知行合一”那样广受关注的，但也有不少学者进入了研究较少的领域，查阅了罕见的资料来源。许多学者还是只关注一篇文章、一个短语或一个观点。
信广来的研究侧重于对王阳明著述之一——《大学》进行评论。他在《王阳明的〈大学〉修身之道》中，比较了王阳明与朱熹在修养论方面的思想（信广来2011）。还探讨了王阳明的四句教、“心即理”与“知行合一”等观点。
埃斯克·莫尔加德的研究聚焦于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并撰写了《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一文的学说与论述》（莫尔加德2004）。文中，莫尔加德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诠释学方法，他放弃了从内容的角度切入，而是用一种“表述性话语”方式来诠释王阳明的思想。之所以放弃前者的原因是他认为这篇文章比较空洞。
李浦群则考察了“满街人都是圣人”这一表达方式。该句出自《传习录》，字面可以理解为 “所有在街上的人都是圣贤”（李2017）。李氏采用文献学和概念学的方法，强调了理解这一说法的语境以及它与感官知觉和先天道德认知（良知）等概念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一些文章选择王阳明的一个观点与其他文化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将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和古希腊思想家进行比较，在学术研究中十分常见，但把王阳明和希腊思想家进行比较还是罕见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于江霞的《斯多葛学派“视为己有”和王阳明“万物一体”中的道德发展观》（于2017）一文。在探讨“万物一体”这个短语时，于江霞采用比较哲学的方式来论述。于氏将斯多葛学派的“视为己有”概念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进行了对比，探讨了这两位思想家如何进行自我修养，以及他们如何描述自我与宇宙的关系。
陈立胜在他的《王阳明思想中“恶”之问题研究》（陈2007）这篇文章中关注了一个概念——恶。文中梳理了不同类型文献中“恶”之概念的存在，如王阳明的《传习录》，他与朋友、同事往来的书信以及他从政时的各种官方文件等等。陈氏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文本旨在面向不同类型的受众，其中有的涉及抽象的哲学问题，有的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另有两篇文章探讨了王阳明对隐喻的运用。在《水、植物、光和镜：论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喻象本体》一文中，鲍永玲通过“概念隐喻的系统分析”来研究王阳明心学。鲍永玲探讨了王阳明时代被广泛理解的“三教”语境下的隐喻。塞缪尔·柯克斯也在他的《论王阳明的自发行为、明镜隐喻与人格深度 》（柯克斯2015）中探讨了隐喻的问题。柯克斯关注了王阳明思想中的良知、情、气和个人发展等概念。
六、王阳明与生态环境
近年来，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这一趋势促使现代学者向王阳明寻求一种生态哲学。许多西方思想家发现，传统的欧洲哲学并没有提供一种支持人类世界与大宇宙之间有意义联系的宇宙观，于是一些学者转向王阳明思想中的宇宙观，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玛丽·伊芙琳·塔克。她是陈荣捷和狄百瑞的学生，接受过日本新儒家哲学的训练，并撰写、编辑了许多关于亚洲精神和生态思维的著作。她以推动生态环境方面的跨文化研究而闻名。她的文章《触及事物的深处：王阳明思想中的自然保护》是最早将王阳明带入跨文化生态哲学话语论述中的文章之一（塔克2009）。这种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也可以在张学智关于王阳明良知观的生态意识研究（张2006）中看到。张学智考察了王阳明关于人类与大宇宙关系的观点。王阳明思想也成为乔纳森·基尔《怜悯石头》（基尔2017）一文标题的灵感来源之一。尽管这篇文章主要的关注孔汉思和杜维明的著作，并没有重点阐述王阳明的思想，但王阳明“万物一体”的观念在其中还是得以简要地讨论，基尔还将张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作为促进环境伦理学跨文化研究的思想基础。
七、地方史和社会史
如果说王阳明思想的比较研究占据了全球范围内研究的一端，那么，深入中国本土历史的研究则占据了另一端。两则详细的研究从地方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王阳明的思想。李荣焕的《王阳明思想文化之都：以永康县为例》一文深入考察了浙江省金华市某地区学者、书院、祠堂、名门之间的文化关系（李2007）。梁洪生的《江右王门学者乡族建设的动机与影响》探讨了王阳明的追随者在乡村组织、地方联盟、宗祠建设和世族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梁2001）。
八、 比较视角：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
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对话。姚新中追溯到16世纪，把王阳明和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姚氏比较了他们的学习方法，认为这两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西方的学习文化。姚氏认为，他们留下了“两种不同的遗产”：培根倡导“科学的、客观的、积极的方法”，王阳明则主张“道德的、主观的、直觉的方法”。何诺曼在中国思想 “自然法”概述（何2017）中也借鉴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西方早期思想家的观点。何氏认为，王阳明的思想可以理解为“连贯的自然法理论”。
大多数比较都将王阳明与更现代的西方人物进行了对比。例如，卢盈华将王阳明与马克斯·舍勒（1874—1928）的价值与感觉的观念进行了比较（卢2014）。卢氏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将马克斯·舍勒关于价值、情感的方法与王阳明的良知、价值和感觉等观念进行了比较。
艾文贺选择了约翰·麦克道尔 （出生于 1942年）的视觉和知觉隐喻进行比较（艾文贺2011）。艾文贺探讨了“道德品质的形上学地位以及我们如何感知和欣赏它们”。艾文贺考察了麦克道尔对色彩感知的类比，并运用视觉和知觉的隐喻来探讨道德品质。
李明辉在《王阳明哲学与现代民主理论：一种重构的诠释》（李2008）一文中，将王阳明与来自20世纪亚洲和西方的人物进行了比较。李明辉考察了王阳明思想对刘师培（1884—1919）和20世纪后期台湾地区思想家的影响。李氏还讨论了美国的“社群主义”话题，对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生于1929年）和查尔斯·泰勒（生于1931年）等思想家都有所阐述。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学者选择将王阳明与培根、舍勒、麦克道尔、麦金泰尔等不同领域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较。这里至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阳明思想与西方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历史联系之上的，而不是一种随意的比较，这个研究个案便是詹姆斯·杨关于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 的最新研究。陶行知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杜威（1859—1952）的一名优秀学生（杨2017）。杨氏考察了杜威和王阳明对陶行知的影响，以及陶行知如何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即教育”的理解中来。对此，杨氏从教育哲学史的角度来展开了论述。
九、比较的视角：王阳明和其他中国思想家
奇怪的是，对王阳明与其他中国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要少于对王阳明与西方思想家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虽然研究者也对王阳明思想与宋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一些比较，但这些比较通常不是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王阳明的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一个例子是朱鸿林对于王阳明和黄佐的研究，对此上文已有提到（朱1995）。艾文贺的著作是对王阳明和孟子所进行的较为重要的比较研究（艾文贺2002，2009）。郝康笛分析了王阳明与道教、佛教思想家及组织机构的交流互动（郝1999）。
黄敏浩和劳埃德·希斯班审视了刘宗周对王阳明的批评（黄，希斯班1999）。在《刘宗周对王阳明学说的批评》中，黄敏浩和希斯班首先概述了刘宗周的主要思想观点。然后他们考察了刘宗周对王阳明批评的三个方面：王阳明对“意”的解释；缺乏对细节的关注；低估了人类的弱点。金英民在《理学中的政治统一》中探讨了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间的争论（金2012）。在研究《春秋》的注疏时，金氏探讨了王阳明和湛若水关于个人如何参政的论述。
十、王阳明后学和他的遗产
王阳明后学在西方很少被研究。一项研究是彭国翔的《死亡——宋明理学传统中的终极关怀》，该文论述了王阳明后学对死亡的看法。这篇文章是为一本关于前现代中国的死亡概念的书而写的（彭2011），文中彭氏主要从中国思想史和比较宗教史的角度切入。
潘金泰的关注点则大不相同。在他的文章《刘宗周对王阳明后学的批评》中，潘氏研究了那些关于刘宗周针对王阳明和晚明思想家的批评，而那些思想家很少被西方所关注（潘2011）。潘氏关注王阳明的“四句教”，并提供了大量晚明作品的翻译。潘氏是从晚明思想史的角度来写作的。
朱鸿林的作品探讨了王阳明去世后的遗产。朱鸿林在《关于对王阳明认可度的讨论》一文中描述了王阳明作品编辑出版的政治文化语境，同时还探讨了关于王阳明去世后在孔庙中的地位的争论（朱1988）。
十一、王阳明的军政生涯
上述关于王阳明军事或政治生涯的研究很少。王阳明的军旅生涯通常是由历史学家而非思想史学者撰写的。研究军事史的历史学家通常和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所利用的资料来源不同。因此，在西方的研究中，被称之为“思想家的王阳明”与被称之为“军事家的王阳明”，截然不同。读者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王阳明是两个同名的不同之人。但当人们了解到王阳明在领导广西的一场军事行动中，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战俘时，如何能够把他当成一个哲学家来看待呢？提倡“良知”的他怎能与斩首战俘的行为相调和呢？
张玉川对王阳明的军事和政治生涯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于1939年、1940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张1939a、1939b、1939c、1940b）。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张1940a）。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战争时期出现的，所以影响并不大。
在过去的10年中，很少有其他关于王阳明的军事或政治生涯方面的研究出现。在这一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著作是由乔治·拉里·伊斯雷尔（他也以拉里·伊斯雷尔的名义发表文章）完成的。伊斯雷尔最擅长的研究是《明代中国的“为善去恶”: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伊斯雷尔2014）。在他的文章《君王与圣人》中，伊斯雷尔讨论了王阳明晚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是如何被众多现代学者解读的。这些学者试图解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是如何综合在一起而进行理解的（伊斯雷尔2008）。在他后来的文章《调解或征服》中，伊斯雷尔详细描述了王阳明后期在广西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王阳明当时在那里负责处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伊斯雷尔将王阳明实施的政策放置于中国与边境民族关系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来进行研究（伊斯雷尔2009）。李奥·申的《王阳明最后的战役》一文对王阳明平定瑶族动乱的政治、军事背景做了细致的分析（申2006）。申氏探讨了王阳明的思想是如何运用在他的政治行动中的。书中讨论了王阳明对蛮夷的人性观。申氏还记录了1528年那场军事行动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伤亡人数。
边境概念的研究，或许超过了王阳明本人形象的研究，这正是卜正民2008年《王阳明越境后会发生什么？》一文所关注的内容（卜正民2008）。从概念上讲，该文的主题是“边界”的文化建构和“过境”的概念。
十二、日本的王阳明思想（又名阳明学）
在西方，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相对较少，但仍然发表了一些关于王阳明思想（或称“阳明学”）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还探讨了王阳明思想是如何在19和20世纪通过日本传回中国的。
巴里·斯特本在《中江藤树与王阳明思想在日本的诞生》一文中讨论了日本19、20世纪的现代史学思想中的阳明学（斯特本1998）。他还考虑了日本阳明学对20世纪初中国政治人物和思想家的影响。斯特本还将日本明治时期荻生茂博关于阳明学的著作翻译成英文（茂博和斯特本2000）。
奥列格·贝内施的文章《王阳明和武士道》考察了王阳明的思想是如何与武士道联系在一起的（贝内施2009）。贝内施在阐释19—20世纪日本王阳明思想的文化和知识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王阳明思想是如何与日本的军事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他还探讨了这些思想是如何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发生影响的。
德莫特·沃尔什的《〈善的研究〉之儒教根源》批判了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1870—1945）的早期作品《善的研究》，认为其主要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受到吴广辉作品的启发，沃尔什认为，这一著作也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念（沃尔什2011）。
十三、结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阳明思想中的两个概念在西方一直备受瞩目：“良知”与“知行合一”。但他思想的许多其他方面现在也受到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前文所述及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采用的就是比较研究法。还应注意的是，思想史和比较哲学在以往一直是理解王阳明思想的主要方式，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出现了从环境研究、地方史、社会史、军事史和边疆研究等视角进行的研究。当我们说到“王阳明在西方的研究”时，我们当然意识到“西方”与“东方”是相互影响的。在这个带注释的书目中，来自亚洲的学者与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学者一样多。王阳明思想是一种哲学，其内容、深度和复杂性都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兴趣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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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2018年1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阳明学与近世东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