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思考中国哲学如何为民族带来基础性与引领性作用。正在复兴的中国文化若要为世界文明提供价值，就必须回答中国哲学根源性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间，我们建立哲学学科主要采用“以西解中”的方式，但这种简单化模式是有问题的。新时代以来，我们希望把中国哲学置于其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与阐明，但还没有形成好的范式，尚不能将哲学与历史学区分开来。
　　从中国哲学自身的视角看，《周易》是《六经》的源头，中国哲学的根源应是《周易》，而《周易》与《中庸》具有内在关联性。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需要从四点加以考察：一是孔子提出中庸概念到《中庸》文本及其经典化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起到了某种作用，北宋契嵩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讲到了中庸和诚，将诚的根源性问题提了出来。二是对“中”与“庸”两个词的分别理解，有助于解决四个问题，即作为最高德性的中庸具体含义是什么？如果中庸是最高的德性，那么哪些是次要的德性？为什么中庸是最高的德性？如何来达到或者拥有最高的德性？第三，从中庸的践行角度看，首先是通过“五达道”和“三达德”，其次是更具体的好学、力行、知耻，最后聚焦在“诚”，诚是真实与真诚的合一。第四，孔子提出中庸，其根源性存于商周的历史中，表现在《六经》，而本质上中庸之道是历史实践中的人与人的实践。
　　通过这样的根源性阐明，对于中庸进行哲学化的思想建构的理由可从两方面推论。一方面，中庸之道需要有合理的理据，因此由世俗性的人的实践追溯于“天命”，人归属于命运并自觉于此而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为人的实践确立起意义，即“当下”的存在经由连续性的建构而变为结构性的存在。
　　概而言之，中庸之道源于人的实践与实践中的人，并通过对此根源性的自觉与理论建构，以根源性哲学的呈现成为中国哲学的内在有机构成。

本文发表于“第六届海峡两岸人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