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与黔域文化的相互交融

王阳明在贵州悟道，既是偶然而遇，也是文化的宿命。它是江南文化对边远地域黔省汉文化的灌注，这是明代中期文化发展的命定，在永乐十二年建省时，就注定了这场双向奔赴。

王阳明悟道之前的明代儒文化，受到日益僵化的"代圣贤立言"的宋明道学和繁琐礼教束缚，思想已经日益停滞。王阳明来到缺少儒文化保守势力、且野蛮又具有灵性的贵州龙场，这是他终能悟道的重要条件。

可以说，没有流放贵州导致的精神觉醒和解放，就没有阳明心学的诞生，也即王阳明不来贵州，就可能不会有心学。阳明心学，给已渐至衰老的传统儒学和明王朝以新的生机，这是明代三百载国祚的支撑力量。

王阳明来到贵州以前，中原文化对贵州已有局部渗透——秦朝在贵州设郡，汉朝唐蒙兵威于夜郎，在贵州设键为等郡，置邮亭；同时调巴、蜀兵去修筑道路，汉朝势力深入贵州。唐朝在贵州实行道、州、县制，宋朝在贵州实行路、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

宋朝时，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实行羁糜州制，有大大小小的羁糜州数十个。羁糜州的设置，使宋朝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请求内附。元朝时，贵州设有行中书省、路、府、州、县五级行政机构，在边远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不过，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还是在明朝。先是洪武中为进兵云南，特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黔域始为中央政府所重视。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建省（全国十三布政司之一）。贵州作为行省的建立，标志着黔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贵州与全国一样，受到朝廷重视，标志着贵州在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大大提高。

但是，贵州长期还是土流并治，中原“编户齐民”“按亩升科”的政策，并没有在贵州地区划一，由于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官员由当地土著充任，“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贵州地域地方文化在形式上，保留了自己纯朴而灵性的风格，在意识上则与中原文化相对立。

黔域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完全同于内地，但也不完全同于边疆。正是贵州文化的这种“不内不边”的情况，使得汉文化既容易流入，但又不容易根深于此，象山司的膜拜，恰恰反映了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在集体无意识上的敌对。明代“土流并治”的结果，使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即所谓西南“夷”文化都同时得到了发展。

王阳明流放贵州，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汉文化（包涵了儒释道等），但同时又 到黔域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相交融，终于孕育出了阳明心学。

在张新民主编的《阳明学刊》有提到：

“王阳明初到龙场，周围汉人稀有，只散居着苗彝等土著，无屋可居，自搭草庵，生活虽艰苦，实有遁世之乐，谪居龙场三年，对他思想产生起着重要作用。王阳明在龙场，首先以一种朴实自然的态度在一个全新的生存境遇中重建了一个自己的生活世界。”

“王阳明经过危险的长途旅行后，到达贵阳的龙场悟出了他的道，为他成熟的哲学思想打下了基础。那时他生活在龙场，远离汉族文化，在文化上成了绝对的异乡人。当时在龙场主要生活的是苗族、彝族和一些其他的民族；王阳明并不懂得这些土生土长民族的语言，而这些少数民族不仅不懂得汉语，也不理解王阳明的儒家礼仪、道家还有佛学的举止行为。因此他们对待王阳明这个异乡人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方式：试图给王阳明投毒。”

当时的少数民族，对汉人有一种抵触情绪，而汉人对少数民族则加以鄙视，情绪的对抗加深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例如苗族和汉人之间，苗民总是抱着一种游弋与排斥的心态来面对汉人，而汉人则采取一种接近强制与居高临下的心态来对待苗民。

阳明心学起于“龙场悟道”

悟道往往受多重因素影响。偏僻贵州，在王阳明悟道中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个关键性就是——王阳明既然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他也就勇决地突破了长期浸染的江南儒文化对他的桎梏。这种果敢，他在京师或在江南都是不可能突破的。文化繁盛之地，有时也是一种思想包袱，已有的先见形成难以突破的"障碍"。

王阳明流放黔域次文化之地，对他的仕途或许是一大挫折，但他闭关龙场洞，却对他的灵魂是大幸。艰苦的洞穴闭关，是很多思想集大成者的必经之路。这次悟道经历犹如一次"艳遇"，顿悟是精神世界被照亮的某个时刻，少年心性的王阳明遇见贵州，犹如碰见一个珍珠般纯朴的美少女。

王阳明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龙场不能用其传统的格物形式。在陌生的环境中，王阳明从内到外，都散发着他自身的儒家气质。他的悟道，也可以被看成是处于极为困难的生存问题时，所激发的一种本能的解决方法。

有趣的是，王阳明是在非儒学的异乡，找到自己儒学根源的。悟道之后，他认识到，自己所理解的真正的儒学，应该是无论男女、无论是否受过教育、无论民族都能接受和实践的。悟道让王阳明将来自不同文化的所有人，以最合理的方式联系起来，并把这些当成新的目标来实现。王阳明的尝试，可谓非常成功，他的言行得到了那些之前含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的尊敬，而且他们还开始接受王阳明跨文化形式的儒学实践。

研究阳明新学的学者，常把王阳明贬谪到贵州龙场，看做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不幸和最大的坎坷，著名历史学家范同寿在《贵州历史笔记》中写道：“似乎如果是在水乡泽国的故土，王阳明会更早提出他的学说，取得更多更的学术成就”。其实没有“偏僻、荒紫、冷漠”的贵州，其悟道或许难以实现。

朱子理学对儒学经典的膜拜，束缚了很多士人的心灵，明代儒士也日益背弃了孟子提倡的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信心，只是低首于儒家经典的规范阐释，不敢越步。王阳明流放贵州，其实是扫除了挡着他的“儒障”，来到一片灵性而野蛮之地。

黔域越是荒僻落后，越有助于阳明觉悟此生。王阳明悟道有其江南文化的因素（中原文化是明清最重要的代表），也有其黔域文化的因素。王阳明生于浙江而“成道”于贵州，“龙场悟道”是王学的起点。

从中原文化的角度上来讲，儒家文化是其心学的核心。释、道的直觉"顿悟"，成为他悟道的方法。然而，中原文化提供了基础知识，其实践知识却来源于黔域文化——王阳明用禅道解决了他的人生价值问题。对王阳明本人而言，龙场悟道的意义于：

首先，他一方面动用前此所掌握的禅、道二家的修炼功夫，解决了他遇到的实际人生难题，即当其身处逆境时，得以超越外来的诸种威胁而保持心境的平静空明，从而使其避免陷入悲观沉沦。

其次，他又以儒家的心学理论提升了禅、道二家的人生境界，即摆脱精神苦闷的目的并非完全为了一己的自我解脱，而是为了保证其在艰难的境遇中担负起一个儒者应有的人生责任，这包括关怀他人，留意国事，讲学不辍，保持自我节操等等。可以说，阳明正是通过龙场悟道，用释、道的超越理论应付了险恶的环境，又用儒家的责任感坚定了自我的用世之心。

第三，他用禅、道，融合了中原文化与贵州文化。王阳明的思想之所以发源于贵州，是贵州文化和原有的传统文化在其头脑中交感而孕育生成的。王晓昕在《王学之魂》中写道：“时代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而贵州的特定环境也是一种必然。王阳明融入了‘贵州人’，他的脉搏与贵州一起跳动。他在贵州的三个年头，虽然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但也是他心情最激动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一个充满智慧的思索麦芒，在这里展露，在这里大彻大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说。”

王阳明与贵州互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