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赣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江西历史学论坛——宋明以来历史进程中的江西”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与会学者通过对宋明以来江西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议题的探讨，展现了宋明以来江西历史发展的多元进程。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元朝江南政策复杂多面，社会影响也繁复错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认为，元代江南政策的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四等人压迫和诸色户计制的嫁接推衍则是其局部。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繁荣发展。明前期卫所军户、“均工夫”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几乎使江南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状态。蒙元的江南统治与宽纵豪富相“背反”，官场腐败与贫富悬殊相叠加，招致经济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穷反”。明初富民农商秩序破坏及户役法的南北通行，改变了近千年江南以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因安富宽商和管制农商二模式交替及忽必烈和朱元璋的个性，从开放繁荣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折点，直至16世纪嘉靖新政才出现转机。

       因独特的区位、族群结构、民情风俗，以及近世以来发生的种种变故，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社会治理备受学界关注。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陈支平认为，明中叶王阳明在赣闽粤交界地带的社会治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王阳明自正德年间担任南赣巡抚之后，就把治理这一带的社会秩序和建立具有法治意义的基层行政设施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在王阳明的理政视域中，“治心”始终是第一要务，“治心”是“治世”的基础和前提，以“治心”实现“治世”。他期许以儒家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敦风化俗，教谕乡民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准则，去除私欲恢复本然澄明的良知心体，以形成淳朴的乡风民风。王阳明在南赣的社会治理中，不断完善“行牌法保甲、设县治规约、定乡规民约、兴社学书院”等一系列理政思维，构建了一个集道德教化和建立有序法治于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大大推进了赣闽粤毗邻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王阳明以心治世、以良知治政和以德治国的儒家治政治世情怀，其理政思维无处不闪烁着阳明心学的智慧和光芒。

      明清时期，江西商人群体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商界占据重要地位，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方志远认为，江西传统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工商业的繁荣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同步。唐宋以降，政治中心的东移和运河的开通，使赣江水道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江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且较少成为兵家争夺之地，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既为江西的开发带来了大批劳动人手，更将相对发达的中原文化及宗族制度带到了江西，促成了近世以来江西家族的发达和“耕读治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宋明时期江西人在科举和工商业方面的成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赣商（江右商帮）的黄金时代是明前期，并延续到清代，原因在于这时期国内国际的形势或机遇对江西有利。江右商人经商地域辽阔，足迹遍布全国。19世纪以来，因国内交通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化，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和与其曾经鼎足而立的徽商、晋商一道，迅速走向衰落。江右商帮的优势则在于，虽然小本经营却人数众多，声势极大；虽然分散经营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虽然无手握千金的奇货，但对于所在地区的地上地下物质的开发和利用，却是江西商人的长处。因而，江西商人对包括江西、两湖及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及商品化生产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元明清的大一统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联系的加强创造了良好条件，江西与周边区域的交融互动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亦有诸多表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琳琦从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视角，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与江西之间的密切往来。他认为，徽州与江西山水相连，历史上两地就是人文相亲、经济相融。在经济领域，早在宋代，徽州祁门县民就“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及江西城乡，主要经营盐、粮、典、木、茶、瓷等贸易，并在饶州以及景德镇、吴城镇、樟树镇、河口镇等重要商业城镇建有会馆，徽商的活动促进了两地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在文化方面，南宋淳熙二年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开创了书院讲会之先河，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明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随即影响到徽州地区，江右、浙中、南中、粤闽王门弟子纷纷前往徽州主讲席、兴讲会，不断扩大心学在徽州的影响力，并最终主导了徽州的学术思潮且深入到徽州的民间乡里，而朱子学则在徽州走向衰落。　

       宋元以来中国地方社会的形成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志繁认为，尽管统治者提倡儒学，但宋代江西大部分地区佛教非常发达，并占据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此后，随着理学地位正式确立，宋末的江西逐渐转向儒化，但一直到明代，这种转型都没有成功。以吉安为例，南宋吉安的文化特质是对“忠义”的强调，地方宗族组织利用建立祖先名人专祠，特别是建立官方表彰的“忠义”典型代表专祠来完成“宗法伦理的庶民化”，以突破礼法的限制。但这一时期已出现了追求“儒”的动向，主要表现在取雅号、修建亭台楼阁、请文人写序等生活层面。进入明代，吉安宗族组织又通过确立“始祖”来突破小宗之法的限制，完成宗族世系的建构。可以说，宗族组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江西民众的精神信仰，至清代，江西彻底转变成为“儒教江西”。

      在论坛总结环节，与会专家认为，江西区域史研究要有宏观的视野与格局，要跳出江西看江西，把江西的历史进程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大历史中去研究，为深化江西历史研究及江西文化强省建设作出贡献。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8日第5版，作者：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