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日上午，2026阳明心学大会主题五“‘经典与世界’中外学者《传习录》对谈”在绍兴大学铁城科技馆一楼报告厅举行。对谈以“文本意义传递、转换的时代与跨文化性”为焦点，从古今之辩、当代之用、中西碰撞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绍兴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诸凤娟教授主持活动，绍兴大学副校长胡云进教授致辞。活动推介了两本新书, 分别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的《王阳明的心学课：〈传习录〉精读》, 美国中佐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来瑞(George L. Israel)的《Record of Instructions for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Wang Yangming》（《传习录》英译注释本）。学术对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主持,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董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特聘教授陈立胜参加。

胡云进教授在致辞中表示，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王阳明先生是绍兴的重要文化名人，阳明心学蕴含着关于世道人心的深邃洞见，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具有当代价值与时代意义。近年来，绍兴大学积极探索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一方面深入开展阳明心学正本清源和阳明后学谱系研究；另一方面，持续推进阳明文化的大众化传播、青年化表达和实践转化。本次活动将进一步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视野，深化《传习录》研究的新认识，形成更多具有学术价值、时代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成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在新书推介环节，董平教授推介新著《王阳明的心学课：〈传习录〉精读》。他表示，该书写作延续近十年，是在长期讲课、研读与修改中逐步完成，体现了他对阳明心学与儒家经典、其他哲学形态相互理解、相互阅读的思考；他也鼓励读者将此书与同类著作比较阅读。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月上架。

伊来瑞教授以视频方式推介《传习录》英译本。他回顾了《传习录》英译的百年历程：从1916年亨克的首译本，到1963年陈荣捷先生的权威译本，再到此次新译本的问世，学界对王阳明思想的跨文化理解不断深化。他指出翻译《传习录》使他反复琢磨王阳明“想说什么、说的是什么以及如何用英文准确表达”。新译本采用中英双语形式，附有大量注释，并由荷兰莱顿博睿(Brill)出版社以开源形式出版，便于全球读者免费阅读。他表示，译本并非定本，而是希望为准确理解王阳明的话语提供新的参考，继续推动王阳明思想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  

学术对谈环节由刘丰研究员主持，董平、吴震、陈立胜三位教授参与对谈。刘丰指出，三位教授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研究方面各有专精。在对谈的第一个议题，学者们聚焦于文本意义的传递，对《传习录》在五百多年的流传发展当中蕴含的深刻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陈述。

董平教授指出，代表民族文化原始精神的典籍多以对话形式呈现，《传习录》延续了这一经典形式。对话具有现场感、情境性和实践性，时移事变，情境转移，同一句话的意义也会发生变化，这正是经典常读常新的现实根据。他强调，《传习录》相对《六经》属于第二序列经典，但通过王阳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可以重新回溯《六经》。中西对话方式不同，中国文化没有创世文化，而是在自我生存实践中理解世界并将之记录为经典。  

吴震教授强调，文本考据与义理阐释相辅相成。人文学者不能脱离文本谈中国哲学，也不能止于文献考据，而要在文本基础上展开义理思考。他以《传习录》中“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为例，指出结合《遗言录》等文本可见“便是知”三字，说明知行在意识萌动之际同时发生。他梳理《传习录》研究史，认为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黎业明《〈传习录〉校笺集评》是文本研究的重要成果，董平教授新著则是研读阳明哲学思想的最新成果。  

陈立胜教授从社会史与思想史角度指出，心学或唯心主义盛行的时代往往是大动荡时代，是社会秩序与人的心灵动荡的时代。阳明心学在中晚明兴起，既满足知识分子追求“成圣”的精神要求，也通过讲学活动面向庶民阶层，介入社会结构重新调整。他引用梁启超“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三阶段说，认为《传习录》代表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及周边文化交流交融后的标志性思想史事件，今天需要推动《传习录》走向世界，在跨文化交流中展开新的意义。

在对谈的第二个议题，学者们讨论了阳明心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当代价值。吴震教授从近期人工智能越出人类指令边界的案例切入，追问人工智能“为什么要做”，其判断是否正确，意义由谁赋予。他指出，在可计算领域，人工智能已远超人类；但在非数字、非计算的人文学领域，价值与意义问题不能仅靠计算解决。王阳明所讲的良知不是抽象悬空的价值观念，而是价值本体和意义本体。人类与AI若能依良知行事，就有可能实现人机共生、共存。  

董平教授指出，王阳明讲“无善无恶心之体”，强调良知只是是非之心，还原事实真相就是“致良知”。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必纠缠机器有无主体性，而应涵养其成为真理的言说者、事实的坚守者。让人工智能说真话、说实话，是人类的责任；若不能如此，是人类的失责。坚持这样的真理观和良知自我表达、自我实践的主体意识，人工智能完全可能成为人实现主体性的助力而非障碍。  

陈立胜教授表示，AI时代人的智力、体力不断被“外包”，但再生体验与自我意识仍难以被AI替代。他强调驯化AI的前提是人自己首先要致良知，人更要适应AI时代新的生活方式。若王阳明身处AI时代，也会讲“致良知”与事事物物，使AI在良知支配下行动。

在对谈的第三个议题，学者们关注《传习录》的跨文化对话。陈立胜教授从《传习录》书名中“传”“学”二字切入，指出“传”为受之于师，“学”为授之于己，所传者为经、为道、为心、为良知，三者为一。“良知”英译难以与西方概念简单对等：西方“良知”概念可追溯至斯多亚学派之说、保罗书信和康德哲学，并进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而中国思想中的“良知”后面有一套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与社会的理念相关联的背景。因此, 中西方文化里的“良知”不能简单对应，需要跨哲学、跨文化对话。

吴震教授回应了良知在不同国家和时代是否相同的问题。他指出，王阳明常以太阳比喻良知，良知如阳光普照大地，东西南北、男女老少共具同一个良知，良知具有普遍性。他认同王阳明晚年“良知就是天理”的命题，强调良知不只是个人情感上的是非判断，更是“公是非，同好恶”的公共理性，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一族或某一文化背景，具有普世价值。因此，良知天理也可为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提供根本依据。

董平教授指出，一个语词或概念一定诞生于产生它的文本与文化体系之中。孟子讲的“良知”就是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获得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是回答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背后就是知识的本体。“良知”即天理、即心、即道，若一定要翻译，他更倾向于“Inner Reality”（内在真实），因为良知是实在、是真实，需要显现和表达。我们的心、良知得益于天，但良知的实现有赖于人，有赖于天是天道，依赖于人叫作人道。所以，要做成圣人就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自觉努力，“致良知”就是让内在真实不被私欲遮蔽，在“事上磨炼”。

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良知的普遍性、良知如何统摄感性理性、事上磨炼是否有尽头等问题与三位教授交流。董平教授以吃饭用刀叉或筷子为喻，指出文化差异并不等于本质差异；道德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合适的限度即“大中至正”，当仁则仁，当义则义，当理则理。陈立胜教授回应，“致良知”就是让每个人和物处在应处的位置，活到老、学到老。

最后, 董平教授在总结中表示，“致良知”与做圣人的关键在于“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中都做到恰到好处。王阳明临终所言“此心光明”，正是良知实践的最终呈现。反思、反省并通过主动行为纠正偏失，不仅是中国思想的精神，也体现人类共同的公共情怀与公共精神。“致良知”在此意义上成为人类道德生活实践的通则。  

本次对谈精彩纷呈、思想激荡，既展示了《传习录》作为经典的文本深度与时代张力，也呈现了阳明心学在人工智能时代跨文化对话中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