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伟（1972-），四川三台人，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财经大学阳明廉政思想与制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阳明心学、廉政制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国际法学。
注：原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若有转引，敬请注明。
摘要：在王阳明心学文献中，不乏有关为官为学为人等方面的廉洁规约、劝诫、论说，并深度嵌入王阳明心学的三大核心范畴中。以“心即理”为理论基础的“破心中贼”，无疑是阐释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关键词”。王阳明所指的“心中贼”，涵盖人皆有之的名利权色等各种过度和非分的贪欲、执念。其“破”的方法是去除私心物欲遮蔽，使其良知显现光大。在作为王阳明心学主旨的“致良知”中，“廉”是良知的应有之义。虽与生俱来，但也需要发之于情、诉之于理、验之于事事物物。在这个过程中，良知发用于己为廉洁，发用于众为廉明，发用于政为廉政。着眼于当时表里不一、知行脱节的政风学风世风的补偏救弊，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里知和行的“良知”性质即其德性和德行意义，主张真知真行，注重知行的“合一并进”。王阳明终其一生立志做圣贤，身体力行并推己及人的“致良知”，可谓其廉政思想“知行合一”的表率。就此而言，王阳明心学中蕴涵的廉政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廉政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王阳明心学中的“破心中贼”与当前正在构筑的“不想腐”堤坝，无论在反腐倡廉的对象、范围、内容上还是理念、路径、措施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而以为善去恶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可提供“党性”与“心性”之间的跨时空对话基础，“知行合一”则对研判和治理“两面人”“两面派”现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深入挖掘、阐释、传承、转化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有助于使作为共产党人“心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廉政教育，扎根于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性沃土，实现党风廉政教育的外在引导、内在认同、心灵觉悟的统一，以启发共产党人、青年学生及广大人民群众内心道德的自觉、自信和自主，从而为在根本上构筑“不想腐”的堤坝指出王阳明心学的方向和路径，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传统廉政思想文化资源与重要精神支撑，对上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必修课”和公民廉洁自律“公共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破心中贼；知行合一；致良知；廉政思想；古为今用；不想腐
一、问题的提出：廉政始于廉心
未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不发自内心的廉洁是靠不住的。2016年1月12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明确要求：“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并特别引述王阳明的“身之主宰便是心”[1]6指出：“‘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2]。如果说“不想腐”要从治心开始，为厚植思想建党的人文基础、夯实制度治党的人性基础，为挖掘、传承、转化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廉洁基因，王阳明心学无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中国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资源。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无论反腐还是倡廉，都应从“心”开始，无论为人还是从政，廉洁自律都源于自觉。2014年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3]。这生动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深化：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廉洁要求从廉洁从政扩展到廉洁修身、廉洁治家；反腐败斗争将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相提并论；党风廉政建设在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同时强调监督执纪问责、宣传教育和思想文化建设的标本兼治。
从“心”开始的廉政建设视角看，问题在贪腐，病根在人心，药方却在“不想腐”的政治生态。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指出：“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4]政治生态环境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因此，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不仅需要制度建设、纪律约束，还必须通过全党上下长期不懈的综合治理，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的“廉政”涵盖党风清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其含义丰富、内容广泛。与之相应，廉政之“心”，既包括个人“内心的道德法则”[5]，也包括个人道德的集合即世道人心。不想腐，不仅要求个人廉洁自律，也亟待社会风气、从政环境的净化优化。有鉴于此，本文主题所指为一个宏观和综合的廉政概念，针对的是政治生态高度的不想腐问题。
早在2010年3月，中纪委、中宣部、监察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就明确要求“挖掘和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6]9被后世公认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7]的王阳明，其丰富的廉政实践活动和以“破心中贼”为核心的王阳明心学中的廉政资源，不仅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廉政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鉴于王阳明心学，肇始于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王阳明集其大成，其后学分为八派，更远播海外，既博大精深又纷繁复杂。为正本清源且主题所限，本文“王阳明心学”仅指王阳明本人的心学思想和方法，即以王阳明心学体系为经、以王阳明廉政言行为纬，旨在系统、深入挖掘王阳明心学体系和“立德立功立言”中的廉政思想，以期助益于作为共产党人“心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党风廉政建设和作为公民道德建设重要内容的廉洁自律教育。
二、破心中贼：王阳明心学的廉政思想阐释
王阳明心学成说距今500余年，因年代久远、语境迥异，不可避免地带来阅读的疏离感。以本文主题词“廉政”为例，综观《王阳明集》[1]，“廉”字出现70余处，相关用法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廉洁”“廉能”“廉正”“廉明”“廉让”“廉干”，诸如此类的对官吏品行的修饰词；二是“廉耻”并用；三是作动词用，如“以廉其实”“廉有司之不职”。这些涉及“廉”的地方基本上点到为止，没有当下人们熟知的廉政专论。不过，如果不拘泥于狭义的廉政概念即“廉洁从政”，不执着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语境下的反腐败指向，而在其赖以存在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观照，“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范畴和命题的提出及论说，都不同程度涉及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层面的公正廉洁问题，并且无论从宏观的政德政风、政策政制到微观的官德修养、民众教化，廉政思想在王阳明心学文献中也随处可见。在一定意义上讲，王阳明终其一生立志做圣贤的从政实践过程，就是其内容广泛、涵义复杂的廉政思想的“知行合一”过程——其“致良知”的提出，其事功、德行的成就，都在他两次挂督察院职巡抚地方、剿匪平叛期间即为明证。质言之，有理由从一个包括政府廉政、社会廉明、个人廉洁等诸多面向的广义的廉政概念的视域，来发掘和梳理王阳明心学中的廉政思想，可以从恢弘磅礴的王阳明心学世界中，解读出丰富多彩的廉政基因、汲取源远流长的廉政养分。
“破心中贼”，是王阳明心学的一个“关键词”，也是理解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一个“阿基米德点”。该语颇为经典，也众所周知，其原文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语出《与杨仕德薛尚谦》：“某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1]152。很明显，“心中贼”是与“山中贼”相对而言的，如果后者是指犯上作乱的“鼠窃”，前者则无疑是指其犯上作乱的思想。就“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而言，“心中贼”则是指弟子薛侃等人的过度或非分的名、利、权、色诸如此类的贪念、执念。不言而喻，这种意义上的“心中贼”，可谓人皆有之，王阳明本人也不能“独善其身”，只不过他能及时自省改过而已，正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以王阳明在江西等地所破的“鼠窃”之谓的“山中贼”即盗匪为例，在王阳明去之前，南赣匪患频仍、屡剿不绝长达30余年，固然有民不聊生的客观原因，也有王阳明观察到的“风俗不美，乱所由兴”[1]506问题，即世道人心的堕落与衰朽，典型如王阳明颁行《南赣乡约》所针对的浪费、攀比问题[1]537。对王阳明的前任而言，往往为剿匪而剿匪，即使偶有胜果，也因“功成身退”，匪患不仅难以禁绝，甚至愈演愈烈。这种为政者急于邀功请赏怠于长治久安的私欲当然是“心之贼”。那些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贪官污吏的“贼心”自不待言。被孔孟视之为“德之贼”的“乡愿”——类似于“好好先生”之流——自然也是王阳明眼里的“贼”。对于这些从自身到他人、从个人到社会的不同主体，从私德到官德、从政府到政治的不同内容的“心之贼”，王阳明给出“破”的方法是“复归初心”：去除私心物欲遮蔽，使其良知显现光大，并通过“知行合一”的“事上磨炼”工夫，以致“至善”。
对比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和“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目标，特别是在“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方面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中纪委对“四风”问题与腐败问题之间相生相依、密不可分的关系判断，特别是反腐败必纠“四风”的结论，本文认为，无人不有的私心杂念、无处不在的贪念、嫉妒、虚荣、侥幸、自私自利、缺乏敬畏、为所欲为，都是王阳明所谓的“心之贼”。可见，“破心中贼”的“破”与反腐败的“反”本质上异曲同工，不想腐与王阳明主张“去私欲”的涵义也较为一致。总之，本文主张，“破心中贼”与当前亟待构筑的“不想腐”堤坝，无论在反腐倡廉的对象、范围、内容上，还是理念、路径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
王阳明心学，与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一样，总体上是一种道德哲学，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蕴涵着普遍性的伦理价值。王阳明心学之提出，就在于针对当时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1]52。历史雄辩地表明，明朝之衰亡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当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无关系。作为王阳明心学基石的“心即理”，王阳明主张：“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2。天理自在人心，这里的心类似于“赤子之心”，用这种人人都有的单纯、真诚之心去为人处世，便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并进而主张人人皆可为圣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与程朱理学需要外向格物致知的万物之理不同，王阳明心学的“天理”，是一个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识，即“良知”。这种“良知”的“良”，不是良善的意思，而是《孟子·尽心上》所谓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由此，区别于平民百姓无法企及的“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提出的圣贤之路为不假外求的“致良知”[1]1026。迥异于程朱理学继承者的那些“腐儒”，王阳明绝不将“天理”视为“人欲”（过度、非分的欲望）的对立物，非灭之而后快不可。他主张：“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1]131，意即科举功名与立志圣贤之间并不冲突，只要不“玩物丧志”即可。王阳明甚至认为“人但得好（hào）善如好好（hǎo）色，恶（wù）恶（è）如恶恶臭（xiù），便是圣人”[1]90，这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自然不可相提并论。正因如此，王阳明心学才既可为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蒋介石、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等风云人物“修心练胆”，又能为凡夫俗子指点迷津——“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1]249王阳明举例说明：“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1]87——之所以很多人心存贪念，社会物欲横流，政治腐败成风，就在于良知被私欲贪念遮蔽。结合记录王阳明言论的《传习录》的其他相关内容看，“心即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学“性善论”的传承，其伦理涵义一目了然，这为反腐倡廉的修身养性和道德自律要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对于现时的反腐败斗争，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一个心学的方法论指引，即致良知：“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1]74。良知人人都有，只是需要摒除私欲，良知一旦显现并按照良知行事，不仅个人廉洁不在话下，政治廉明也势所必然。王阳明关于为善去恶的事上磨练功夫，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1]42，可构成“党性”与“心性”之间的跨时空对话基础，对上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必修课”和公民廉洁自律道德建设“公共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知行合一：王阳明廉政事功的不世价值
人以道聚，道因人弘。王阳明终其一生，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事不经地“知行合一”“致良知”，杜维明因此评价王阳明“他既有思想创新，又能把新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的治理上。在这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惟有王阳明一人。”[8]在践行其圣人理想的过程中，王阳明廉政方面的德行和事功也应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可资学习和借鉴。兹举其要者如下：
首先，就有据可查的王阳明生平看，他在各处为官任事，无论属下、民众还是同僚乃至政敌，均无以贪腐事由非议或者攻讦他。王阳明不仅主动远离功利纠葛，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甚至为救言官上疏获罪刘瑾而被流放龙场驿，为百姓免于战火、为战乱区停征税粮、为官军赏罚分明而一再忍辱负重于权阉和昏君。这些廉政品行，堪称世人楷模。
其次，王阳明无论在京城的刑部、兵部任职，还是在山东主事乡试、在江西、广西平叛剿匪，采取的诸多秉公执法、勤政爱民的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廉政性质。仅1516至1520年间，他在以都察院左佥都御使职巡抚南、赣、汀、漳期间，便施行了一系列廉政举措：设置“愿闻己过”“求通民情”的“意见箱”，著文赞赏、下令帮助清官廉吏，颁行《查访各属贤否牌》整顿吏治，发布《禁约榷商官吏》禁止骚扰客商，兴办书院、社学、赈济灾民、刊刻书籍、修缮城池、练兵平乱，诸如此类的仁政、廉政不胜枚举，并非他自谦的“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1]474。
再次，王阳明的为人廉洁、为官廉政，还特别表现在不随波逐流，在依良知率性而行的同时严于律己勤于自省。王阳明立志做圣贤，不屑于功名利禄，典型如第二次会试不中，他以“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1]1027自况。当时官员、士大夫平日谈学论道、诗文唱和、沽名钓誉，但在与刘瑾斗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或者明哲保身或者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王阳明对此深恶痛绝。他与时任文坛领袖、大学士李东阳的关系由亲到疏以致绝交即为明证。为救时弊而不惜矫枉过正，这也是王阳明宁为“狂者”不为“乡愿”的原因——为避嫌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而作《朱子晚年定论》，以此表明王阳明心学与朱熹晚年学说并无本质区别，但悟良知后，王阳明反思自己当时确有乡愿之念、曲学阿世之心，自此开始直接批评程朱理学，即使谤议沸腾也坚持己见。正如他曾自省：“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1]107。这种光明磊落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王阳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将致良知推己及人，救人心于水火，以个人良知唤醒世人良知的“觉世之道”——这不是一般的廉，而是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意义上的大廉。王阳明的大廉，一方面生动地体现在他剿匪平叛过程中屡试不爽的劝降书中。在这些亲笔信中既设身处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义正言辞、恩威兼施，通过破“山中贼”的“心之贼”，同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改造人心除恶务尽的效果。而在匪窝、边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讲学、教化，更是仁政、廉政的治本之道。另一方面，明王朝纲纪败坏、危机四伏，王阳明心存良知，胸怀天下，其《陈言边务疏》，针对的是边务，问题和对策指向的却不限于军事，更关乎世风和吏治。他受聘主事山东乡试所出试题与陈文体现的针砭社会时弊、破朝廷体制之“贼”的责任感，刑部任职时对狱政及法制问题的深入观察思考，在庐陵任知县及巡抚南赣汀漳、平乱思恩、田州时用兵攻心为上、为官则教化与民生并重，都是以国家和地方的长治久安为目标，以政治清明为理想，这种廉政境界至高至大。而王阳明心学对明清思想解放的奠基之功，将只有读书人才能通行的孔孟之道重构为人人均可达致的圣贤之途——杜维明就此认为：“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的贡献一样深刻”[9]。就此而言，王阳明心学中蕴涵的修身自律和为官治世方面的廉洁、廉政思想理论与路径方法，颇具系统性、针对性和深刻性，对当下知情意行全方位的廉政心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心学之所以源远流长影响至今，远播海外，一方面在于其学说本身集心学之大成，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用——余英时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中认为，王阳明“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9]另一方面，也与王阳明秉持“满街人都是圣人”、“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108理念，立“乡约”、兴“社学”、建“书院”，随处讲学，教化百姓，以致“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10]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王阳明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其杰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王阳明心学论说简洁明白、直入人心，教化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也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整体把握和深刻领会王阳明心学内核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王阳明在表达和传播心学过程中的教育思想及方式，也是践行十九大关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精神的应有之义。
王阳明身体力行“致良知”，以身作则“知行合一”，所彰显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至今仍令人敬仰，且颇具现实针对性。一些党员干部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亟待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这在王阳明身处的明朝官场更是积重难返：“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1]253。当时政治腐败，道德颓废，特别是士大夫中道德虚伪、知行脱节的问题尤其突出，王安石所谓“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11]现象在明代愈演愈烈，习以为常。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旨在解决这种只知不行甚至以知代行的社会积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的“知”和“行”是真知和真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39，强调的是一种德性和德行意义上的“知”和“行”，亦即“良知”的知行功夫。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着眼于当时表里不一、知行脱节的政风学风世风的“补偏救弊”，讲的知行合一，更偏重于行。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学说及其身体力行，不仅在当时，及至现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201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师生交谈时指出的那样：“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龙场讲学时向学生提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点基本要求，首要的就是立志。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要成才，必先立志。立志就是要‘养浩然之气’，要砥砺、磨炼自己的志向。”[6]8这不仅为大学生，也为所有上共产党人“心学”“必修课”和公民廉洁自律“公共课”的“学生”指出了借鉴王阳明心学致廉政良知的心学路径及方法。
四、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致廉政良知的心学路径
“人世间所有的战斗，剥除了各种外衣之后，都是心战”[12]，因此，读王阳明心学，就是要寻求“浮躁现实里最好的心灵解药，恶劣环境中强大的精神武器”[13]。王阳明之所以被称为“百世之师”（梁启超），王阳明心学之所以被视为孔孟以来正统儒学的“暗室一矩”（张岱），就在于王阳明心学不同于其他有关修身养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学说，特别强调君子之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其心”[1]212，圣人之学的目的在于“求尽其心”[1]229，尤其反对为学的功利之心——“为学大病在好名”[1]28。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读心学、养廉心的态度和方法。
从王阳明心学看，“廉”作为良知的重要内容，虽然人人先天具有，但其显现需要一个长期磨炼的致良知过程，亦即从知善知恶到为善去恶、扬善止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良知发用于己为廉洁，发用于众为廉明，发用于政为廉政。用王阳明劝学最具代表性的《教条示龙场诸生》来讲，如果能做到如下四个方面，个人就足以廉洁自律，进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廉荣贪耻的社会道德基础、文化氛围指日可待，“不想腐”的堤坝自然水到渠成。
立志于廉。王阳明讲的立志是指“念念要存天理”[1]11，即时时刻刻立志做圣贤、致良知。这种立志，与人们通常的心想口说的表达不同，他要求的是“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14，亦即这种志要在心中真正立起来，不仅是想和说的问题，更需要随时随地考之于物，验之于事。王阳明的弟子舒国裳请他题写《孟子》之“拱把之桐梓”章作座右铭，王阳明“顾而笑曰：‘国裳读书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还须诵此以求警？’”[1]114连中过状元的高足舒国裳都需要座右铭提醒自己修身养性，可见这种意义上的立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之难。因此，王阳明特别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1]828，“今时学者大患，不能立恳切之志”[1]848“志立而学半”[1]203。对意在廉洁自律的个人而言，首当其冲的是树立时时处处秉持廉洁之志并身体力行。现实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立志（理想），人皆有之，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症结在于不能坚持。读王阳明心学是否切实有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就是扪心自问：廉心之志是否立起来，是否“念念在兹”，是否时时处处铭记于心、外化于行。
勤学为廉。在王阳明那里，勤学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周敦颐所谓的“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14]。王阳明对学生的勤学要求首先是一种学习态度的规范，学习品德的劝诫。在王阳明看来，有些人尽管才思敏捷，聪明过人，但自以为是，装腔作势，嫉贤妒能，其结果为人厌弃和轻视；反之，即使资质平平甚至鲁钝之人，能够谦虚谨慎，勤学好问并学以致用，也可学有所成，受人敬仰。其次，勤学还必须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王阳明认为，“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1]710甚至提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1070这种提倡学习不盲信盲从、坚持真知灼见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也弥足珍贵。再次，勤学的目标应因人而异，方法应循序渐进。虽然王阳明主张“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但对龙岗书院的“蛮夷”子弟，就不像他那些登堂入室的亲授弟子那样要求“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1]114，而是“立志为君子”[1]829即可。王阳明主张：“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1]95。又次，在学习方法上，则要求“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1]13具体而言：“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1]89-90这种主张无疑是符合学习规律、也是一种务实的学习态度。最后，王阳明告诫众弟子：“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1]113学习心得必须体现在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上，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或者说是一种“学行合一”。王阳明心学的这些勤学要求，对于以廉洁自律为学习目的的个体而言，就是务必清醒地意识到，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现实世界中，要坚守廉洁之心，力戒贪腐之念，何其困难！因此，必须戒骄戒躁，谦虚好问、勤奋执着、学以致用，同时坚持独立思考，不惟书惟上，真正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如此日积月累的勤学，何愁廉心，何惧贪念。
改过自廉。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王阳明主张，即使圣贤，也难免犯错，但他们区别于常人在于能及时改正。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若扪心自问：无论为人处世还是为学为官，从来没有任何“贼心贼胆”？对酒色财气、功名利禄从未沉迷？绝未利用优势资源获取非分利益？一点都没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王阳明看来，要么缺乏教养而不自知，要么掩耳盗铃不敢承认。对此，毫不迟疑地反思自省和改过自新当然必不可少，但也无需过度自卑、羞愧和沮丧，更不能因此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因为这既有主观认识错误、意志薄弱的原因，也有外在不良环境的影响。“知耻近乎勇”，用王阳明的话讲，“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1]829通过摆正心态、坚定立场，通过事事物物、时时处处的为善去恶，在错误中学习，从失败中成长，持之以恒，总会有一天，恶习自消，贪念自去，廉洁之心自在于胸，到那时就可以去“人欲”（过度、非分的欲望）于“天理”（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识），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境界。
责善以廉。王阳明关于责善的主张，不仅针对朋友、师长，更及于自身。区别于传统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王阳明强调“忠告而善道之”[1]829，即作为“朋友之道”，必须指出对方的过失，但要特别注意讲话的艺术，要避免直言不讳，更反对恶言冒犯，最好是以身作则，使其见贤思齐，欣然改过。同时，在责善方面严以律己更是当仁不让的事情，王阳明要求对责己以善者，以师事之——“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1]830有这种“闻过则喜”“有容乃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修身养性自然不在话下。对于师长，王阳明身教重于言教——“诸生责善，当自吾始”。同时也指出：“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1]830。这不仅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精神发扬光大，也将教学相长与教学民主、学术平等有机统一，体现了王阳明作为一个伟大教育家的良苦用心。这对当前党风廉政教育不无启示：一方面，不仅要严于律己，更要善于“以人为鉴”，主动听取别人的批评，多交良师诤友，才不致于傲慢自负，才可兼听则明，才能坚持不懈地培养自己的廉洁之心。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学习王阳明心学，不应仅限于廉洁自律。无论是否身负纪检监察的监督专责或者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无论位高权重还是人微言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都应该对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见义勇为，对可能影响的亲朋好友、邻居同事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咬耳朵”“扯袖子”，进行关爱、提醒、规劝，为党风、政风、学风、社风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当然，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反腐倡廉，应注意不要“红脸”“出汗”，要以身示范或者循循善诱。当对方坦然接受乃至心怀感激，责人以善的廉政“正能量”就真正产生了。
五、古为今用：对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应有态度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要求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为阐释和传承王阳明廉政思想指明了方向和任务。
在学习、借鉴、转化王阳明廉政思想构筑“不想腐”的堤坝时，既不要拘泥于中华传统文化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以致“食古不化”，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知识框架和标准对王阳明心学“削足适履”。譬如，不能将王阳明心学文献中的有关语句与当下日常用语等同视之，“知行合一”“良知”“天理”“人欲”诸如此类的词语古今含义自然相去甚远。又如，王阳明心学文献中的“本体”与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之“本体”无疑差别明显，“心学”与“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隔阂也不言而喻，自然不宜张冠李戴。将王阳明贴上“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标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为“岩中花树”的问答——友人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00。若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分析，不明白该典故所特有的“儒释老庄,皆吾之我”[15]的王氏语言风格，不谙熟其阐发的主观世界意义指向，武断其“唯心”的确有失公允。王阳明友人诘问的花是一种身外之物意义上的花，王阳明答问的花是看与未看的作为行为对象意义上的花，花在未看时的“寂”并非不存在，只是相对于在看时的“明白”而言的浑然不显而已，花颜色的“明白”与否，也只是看花人的感受。可见，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外无物”近似于现当代哲学的认识论范畴，即花(物)不能脱离人的看(心)而独立地被反映。友人所指的自在之花针对的则类似本体论问题，即心外(意识之外)的花（物质）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王阳明所答非友人所问。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情况，在王阳明与学生、亲友的交流中经常出现，是王阳明讲学传道的常用策略和技巧。王阳明关于花的另一则回答可资佐证：“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1]27。王阳明讲得非常明白，花草无所谓善恶，善恶只在人心，因此，以己之好恶判断花草之善恶，当然错了。总之，简单而机械地以现代西方哲学立场、概念、标准衡量、解读王阳明心学，无异于指鹿为马。
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心学作为成说于明朝中叶的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局限性，“破心中贼”的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当前的反腐败规律、特征、态势与王阳明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今社会生活的发达与复杂程度、社会大众的心智水平、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也是王阳明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借鉴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时，不能“买椟还珠”，更不能“照单全收”，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旌奖节妇牌》为例，在王阳明眼里，寡妇守节自属“天理”，因此他亲自撰文表彰。揆诸历史可知，“贞洁烈女”观念在程朱理学居于正统的明代才全面确立。以前各朝不乏官方褒奖节妇的先例，但无论上层权贵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对寡妇、出妻（被丈夫强制离婚的妇女）再嫁多持包容的态度，寡妇的财产权及继承权也有所保障。甚至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程颐，对侄媳改嫁就未劝阻，还亲自操办甥女的再婚事宜。就此而言，世间并无一成不变的“天理”，并且王阳明孜孜以求的“天理”（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社会习俗内化于心的道德意识。因此，对于王阳明所谓“心即理”的具体的“理”，因时过境迁不必“对号入座”。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新时代的“天理”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是对“心即理”学说及方法与时俱进的借鉴和运用之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王阳明心学中，“天理”“良知”“是非之心”，虽然能够“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1]74，即具有一定的“同理心”内涵，但道德观念在利益格局纷繁复杂、利益主体分化多元的现实生活中，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况且王阳明给人更多和更深的印象是“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揜言也罢”[1]107。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以为是”，对大多数洁身自好者而言，固然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自持的方法论意义，但在某些“盗亦有道”的贪腐者那里，则难免作为自己横行不法、为所欲为的籍口。这些问题，都是阐释和借鉴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应加以警觉的。
王阳明心学的深远影响与王阳明本人“三不朽”的伟大人格密不可分，在汲取王阳明心学的廉政养分时，更应学习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磨练的、不世出的廉政理性光辉和道德榜样。对以“知行合一”著称的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在学习践行时不能“学行不一”，即不能为学而学，更不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甚至“无知无畏”。这不仅有违学习的初衷，而且如此行为正是王阳明视之为的“贼”。学习者应有的态度是，“学而时习之”，通过“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1]42，从个人修养、政治实践到社会治理上，都能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思考，用思考指导行动，在行动中不断修正思考，逐渐获得廉洁自律的真知真行。
500多年前，王阳明身处一个君主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社会生活物欲横流、世风日下遍地贪腐的时代，他高举道德自律的大旗，既事出有因，也实属无奈。明王朝建政之初，其反腐败制度措施的残酷性可谓空前绝后，但到明中后期，其效果事倍功半及至虎头蛇尾，帝国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这种环境下过于强调个人修养、社会教化，无相应的权力制约、监督、问责等他律配套，难免流于空谈。与之相反，当前“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6]当下借鉴王阳明心学中的廉政思想、理论、方法，彰显个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有贪腐念头的人咬耳扯袖、红脸出汗，通过良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强化每个人道德自律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在全社会形成崇廉知耻的舆论环境和道德压力，既是每个人身体力行为善去恶致良知的当然要求，也是不敢腐的震慑和不能腐的笼子真正全面实现的必要条件。毋庸讳言，许多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措施三令五申，相关警示教育培训活动不胜枚举，但往往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实施效果不如人意，许多人对此敷衍了事。关键就在于这些外在的约束和要求并未入脑入心，主事者和参与人并未知行合一。有鉴于此，在学习和借鉴王阳明心学廉政思想时，对其具有建设性的廉政资源必须心上学、事上练，学行合一，评价效果也需听言观行，不仅看过程，更要见结果。唯有如此，无论上共产党人的“心学”“必修课”还是公民廉洁自律“公共课”，才切实有效，也才能真正领会王阳明“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1]93的读书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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