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子丨阳明心学与社会治理 ——从南赣乡约到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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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初试

明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39岁的王阳明结束了贬谪龙场的生涯,到达江西庐陵(今吉安),升任庐陵县令。这是自龙场悟道后,39岁的王阳明初次任地方官,初次开始进行社会治理实践,也是他初次检验自己悟到的知行合一的心学成果。

当时,庐陵县在江西臭名昭著,初次出任地方官的王阳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王阳明的前任县令许聪在庐陵治理了3年后,在给内阁的公文中这样说:庐陵这个鬼地方的老百姓除了种地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打官司。我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到近一千起诉状。我逮捕了很多生事者,可是监狱太小,容纳不下。还有一些刁民,竟然故意生事闹事,目的就是想进监狱,因为监狱里有吃有喝的。许聪说他在庐陵简直生不如死,如果让他在地狱和庐陵之间作选择,他宁可去地狱,也不愿意在庐陵呆着。可见庐陵的社会状况糟糕到了什么程度,连地方最高长官都快被逼疯了。所幸,初出茅庐的王阳明来接了他的班。

情况也确如许聪描绘的那样。王阳明上任的第一天,县衙就被上千百姓乌央乌央地围困住了,收到诉状数千份。王阳明经批阅后发现,收到的诉状,大多是虚妄之词,凭空捏造,查无实事,且基本上是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诉状大多都由专业讼棍起草,又臭又长。于是,王阳明特颁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劝告乡民勿轻易兴讼,并对起诉的条件和诉状的格式作了如下限制:

1,不是有关身家性命的紧迫之事,不得起诉;

2,每诉一事,不得牵连其他人和事,讼词不得超过两行六十个字,否则一律不予受理,并对违反者进行惩罚;

3,告劝乡中懂礼法的长者,多训诫子弟,息争谦让,切勿作凶顽之徒,因为一时之愤怒而“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

 王阳明解释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有三:

一是诉状所述之事多是虚妄无实,凭空捏造;

二是乡民之间宜讲信修睦,礼让谦和,彼此容忍,不应因微末之事而兴词讼;

三是现在正值农时,乡民应当躬耕于农事,不要因为兴讼以致“荒尔田亩,弃尔室家,老幼失养,贫病莫全,称贷营求,奔驰供送,愈长刁风,为害滋甚”。

在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中,认为乡民之间的纷争,应当尽可能地通过乡里的长老贤达以教化规劝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教化劝诫的方式,可以缓和邻里之间的矛盾,促进邻里之间的彼此谦让、容忍 ,实现乡里之间长久的安定和睦,从而在根本上息讼罢争。

  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承续的是孔子无讼的思想,认为轻易诉讼的行为是可耻的。王阳明故把他的工作重心从断案转向完善乡村自治,慎重选聘里正三老(相当于现在村支书、村长),由他们负责对当地有纷争的居民进行劝导,从基层开始移风易俗,纯化民风。通过三老们的劝导,原本堆积如山的案卷逐渐减少,半年之内庐陵乖戾的民风为之一变。王阳明的“亲民”、“知行合一”、“教化为本”的心学思想在庐陵县结出了硕果,任庐陵县令仅半年,一个好官的形象就永久地镌刻在了庐陵大地上。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就是这么记载这半年庐陵县令的政绩的:先生三月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狱碟盈庭,不即断射。稽國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兴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载:庚午,陞庐陵知县。比至,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委以词讼,公坐视其成,囹圄清虚。

 

破“心中贼”

正德十有一年(1516年)九月,45岁的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正月十六日到任开府,迅速荡平了当地匪患,并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及江西崇义县。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由乡民彼此约束,十家连坐,同时在《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中说:“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廉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十家牌法”实际上是以儒家礼(制度)治为核心,辅之以刑罚的惩处措施,其目的在于“剪除盗贼,安养小民”和“防奸革弊,保安良善”以“兴礼让之风”、“成敦厚之俗”。“”是古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际关系的准则。“”涵盖道德、风俗、辩讼、人伦、事师、治军、为官、祭祀诸方面,具有调节、判断、引导等功能。儒家视“礼”为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主张“为国以礼”、“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儒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要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个人安身立命层面主张“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故王阳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采取“先理后兵”、先教化后惩戒的方式。最为经典的是,王阳明仅凭一封充满情感的《告谕浰頭头巢賊》书信,就平定三省交界为害多年的黄金巢、盧珂等部匪患。

王阳明在的信开头先是宣示了一下朝廷的军威和战绩,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说理: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

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mǐn。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拚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

理说完之后,又站在父母官的角度进行譬喻说情:

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接着,又为他们算了一笔为盗得不偿失的账: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

算完账,王阳明再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

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

最后,王阳明还随信送去了许多礼品,并表达了如果不降将杀无赦的无奈:

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收到此信后,贼巢震动,贼首黄金巢、卢珂等即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

 正德十有三年(1518年)初,虽然剿匪行动收获巨大,但王阳明还是感慨“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难”。于是,他在剿匪的同时,开始了治理人心、破心中贼的不世伟业。《阳明先生年谱》是这么记载的: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全集 卷四 与杨仕德薛尚谦》)

于是,王阳明在南、赣地区开始兴立社学,而且成绩斐然。《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训诱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说:

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若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求其为善也得乎?

这是王阳明自《教条示龙场诸生》后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儿童教育的一篇文章,体现了王阳明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从儿童抓起的思想。而对于成年人的教化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南赣乡约》中。

 

《南赣乡约》

正德十四年(1518年)二月,王阳明认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于是推行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这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对“礼”的治政与治世功能的重视,体现了他主张的“礼主刑辅”的思想,即维护社会秩序应以“”的教化功能为主,辅之以“刑”的惩治功能 。

乡约并非是王阳明的首创。《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受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根据明代南赣地区的乡村特点修改而成的。在乡约中,他制定了推举约长、选贤任能,教化为主、刑法为辅,整顿民风、礼仪教化等治理条例,起到了维护稳定、防微杜渐、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等作用。

《南赣乡约》正式颁布时间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内容为全乡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共十六个条目,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七个方面:一部分是乡村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包括约长的推举任选、彰善与纠错、疑难杂事的处理、乡约会规、纳粮当差、债务处理以及治安管理等;另一部分是社会风气与道德规范,包括婚嫁、丧葬、集会礼仪等。七个方面为:基层组织的设置、组织内部的协调与管理、彰善纠过的措施、违反乡约的惩处办法、改过自新的策略、婚丧从简、礼仪制度等。这七个方面是王阳明以礼教化人心、以知行合一、致良知及亲民的心学思想唤醒人们的良知以破“心中贼”的具体路径。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王阳明希望通过可操作的具体条款,实现其序言中提出的“共成仁厚之俗”的目的

现在,我们对《南赣乡约》全文具体解读一下:

 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

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南赣乡约》的序言部分,相当于谕民文告,开宗明义地表达了王阳明“亲民”以“安百姓”的思想。王阳明写道:“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风好坏都是由于长期的积习使然。社会秩序混乱,即“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王阳明首先检讨了政府的失职,没有履行好“安百姓”的职责,特别是教化的无能,致使“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制定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协和尔民”,故必须通过教化使民风淳厚,从修身齐家做起,修己修德,纯化家庭伦理,再拓展至乡里,使“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共成仁厚之俗。”

呜呼!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

王阳明说再笨的人,对别人的缺点却是一目了然的;再聪明的人,对自己的缺点都是熟视无睹的,人的善恶就在那一念之间。

一、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乡约》的第一款就是选贤任能,推举约长, 对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及人数作了具体规定 。作为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主要管理者的“约长”,须是“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儒家德治思想一贯认为,贤君圣主的外王事功都需要以内圣德性为前提,哪怕是地方治理,管理者也必须是能够以德服人的贤者。作为具体为民办事的执事,则需各有其贤能,如公直果断者、通达明察者、精健干练者、习熟礼仪者等等。选贤任能,这是管理好乡村、“安百姓”的重中之重,故列为乡约的第一款,其中特别将“彰善”与“纠过”作为约长的要务,即是对乡民教化的重视。

二、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

三、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

四、立约所于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

《南赣乡约》并非一纸空文。为使乡约能够切实落实和施行,必须有严格的例会规矩 ,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故乡约立三款具体规定 。这些具体的时间、地点,资金保障等条款看似琐碎,实则不可或缺,是乡约能够得以执行的必要条件。 

五、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

乡约第五条体现了王阳明教化为主、刑法为辅的一贯原则,对乡民的“纠过”,注重教化,且讲究言辞用语、方式方法,所谓“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例如有人不敬爱兄长,不要直接批评,只是委婉地指出,在某件事上此人对兄长的敬爱做得不够。如果遇到某人有“难改之恶”,也不要轻易检举,使其难堪,或因激怒他而使他更加肆无忌惮。约长们需先私下与他交谈,动员他自首,一起耐心地诱导劝勉,启发其善念以改正错误。对于耐心说服教育仍不能凑效的,视其悔改觉悟的程度,采取逐步严厉的手段,直至交给官府处置,诉诸刑法。王阳明在乡约中所体现的循循善诱、以心法为教化的主要手段,就是儒家的教化思想,刑治的功效是次于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刑法只是针对极少数恶人而设的。

六、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七、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

乡约在这里体现了防微杜渐、维护安定的原则。乡村秩序的安定,前提是必须及时处理乡民的各种困难、纠纷、争斗,要防微杜渐,这里对管理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约长必须帮助乡民及时处理“危疑难处之事”,要负责到底,不能“坐视推托”,如果失职,要问责约长约正等人。王阳明深知不少乡民走上叛乱或犯罪之路,有其因困顿而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约长们能够及时处理乡民的危疑难处之事,就不至“陷人于恶”,就能在乡村内部化解矛盾。

八、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

第八条要求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的问题上要“合依常例”,并要求他们对“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防止“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以防止“杨白劳”、“喜儿”这类悲剧的出现。

九、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

第九条是针对农村中亲族乡邻的矛盾纠纷设立的,这类矛盾是使乡村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主要隐患,往往会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因此乡约要求约长及时处理,公论是非,晓之以理,说服教育,若仍不悔改才交官府处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管理者尽心尽责,而乡村社会基层的有效治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军民人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不悛,呈官究治。

十一、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

乡约在这两条里,体现了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的具体方法。乡村中那些恃强欺弱、买卖不公、放债收息、阴通盗贼、逃避赋税而拖累邻里、上级差役鱼肉百姓等等恶行,均是造成乡村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混乱的隐患。对于“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由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对“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收礼索贿)者”,条例规定由约长率同呈官追究。这些具体条款均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体现了王阳明体恤乡民、维护公众利益的仁爱之心。

十二、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

十三、投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

乡约中针对改过自新的“新民”(指曾参与叛乱,后又归顺朝廷的民众)制定了第十二、十三两款条约。第十二条是提出居民、约长应怎样对待“新民”,以便有利于他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改过自新和恪守本分;第十三条是告诫“新民”如何改过自新,提醒约长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王阳明以仁心治理社会的良苦用心。王阳明将教化与刑治相结合,让德性与规约同步发展,使道德化的自律与制度性的他律相辅相成。

十四、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十五、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在这里,王阳明对嫁娶丧葬进行了移风易俗,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王阳明要求男女成年之后应及时嫁娶成婚,不能因聘礼不厚或嫁妆不丰而拖延时间。此条款旨在革除乡民中以婚嫁为由敛财的恶习,使男婚女嫁此等人生大事具有严肃性、神圣性,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也告诫子女,对去世的父母办丧事以诚心尽孝道即可,不要铺张浪费,倡导以诚尽孝,节俭办事的风尚,对移风易俗、纯化民心具有重要作用。

十六、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约长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兴,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于长者。三行,知约起,设彰善位于堂上,南向置笔砚,陈彰善簿。约赞鸣鼓三,众皆起,约赞唱:“请举善!”众曰:“是在约史。”约史出就彰善位,扬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正遍质于众曰:“如何?”众曰:“约史举甚当!”约正乃揖善者进彰善位,东西立,约史复谓众曰:“某所举止是,请各举所知!”众有所知即举,无则曰:“约史所举是矣!”约长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约史书簿毕,约长举杯扬言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过,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遂属于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约长曰:“此岂足为善,乃劳长者过奖,某诚惶怍,敢不益加砥砺,期无负长者之教。”皆饮毕,再拜会约长。约长答拜,兴,各就位,知约撤彰善之席。酒复三行,知约起,设纠过位于阶下,北向置笔砚,陈纠过簿。约赞鸣鼓三,众皆起,约赞唱:“请纠过!”众曰:“是在约史。”约史就纠过位,扬言曰:“闻某有某过,未敢以为然,姑书之,以俟后图,如何?”约正遍质于众曰:“如何?”众皆曰:“约史必有见。”约正乃揖过者出就纠过位,北向立,约史复遍谓众曰:“某所闻止是,请各言所闻!”众有闻即言,无则曰:“约史所闻是矣!”于是约长副正皆出纠过位,东西立,约史书簿毕,约长谓过者曰:“虽然姑无行罚,惟速改!”过者跪请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饮曰:“敢不速改,重为长者忧!”约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劝谕,使子陷于此,亦安得无罪!”皆酌自罚。过者复跪而请曰:“某既知罪,长者又自以为罚,某敢不即就戮,若许其得以自改,则请长者无饮,某之幸也!”趍后酌酒自罚。约正副咸曰:“子能勇于受责如此,是能迁于善也,某等亦可免于罪矣!”乃释爵。过者再拜,约长揖之,兴,各就位。知约撤纠过席,酒复二行,遂饭。饭毕,约赞起,鸣鼓三,唱:“申戒!”众起,约正中堂立,扬言曰:“呜呼!凡我同约之人,明听申戒。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自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然则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为善;而今日之恶者,亦岂遂终于恶哉?凡我同约之人,盍共勉之!”众重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东西序立,交拜,兴,遂退。

在最后一条,王阳明规定了乡约集会的礼仪,篇幅占了乡约正文的二分之一,对集会的程序、步骤、礼节、场景、言辞都有详尽的说明。王阳明认为,整顿民风需从礼仪教化开始,其作用在于使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以培养廉耻心已及德性自觉。

《南赣乡约》集会的礼仪活动十分隆重而严肃。王阳明认为,隆重而严肃的礼仪不仅能够凝聚乡民之心,更能起到教化的作用。全体乡民参与“彰善”与“纠过”的仪式过程,便是强化廉耻心的过程,可以逐步建立起道德自觉,这非常契合孔子将礼制视为德治的思想。如《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刑以强制的方式可以使民服从,但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而用德治,施以礼乐教化,则能使人产生廉耻之心,进而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南赣乡约》实行后,对明代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从相关县志中可窥一斑,如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矣。习欲之交,存乎其人也” ,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物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

《南赣乡约》始终贯穿了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也是王阳明在江西南赣地区推行乡村治理的总纲领。《南赣乡约》将教化与惩戒进行了有机的统一,对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以来乡规民约的制定、乡村自治的进程,也为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社区管理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核心思想源泉就来自于《南赣乡约》,“枫桥经验”就是新形势下的“南赣乡约”。“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枫桥经验”的要旨就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57年来,“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功能效果不断拓展,由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向促进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延伸。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

“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除了王阳明在南赣治理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经验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在新形势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以民为本”、“亲民”的传统思想相契合,主流媒体是这么阐述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这正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和价值追求;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问题,正是“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而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枫桥经验”的实质和主线;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枫桥经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有持续的生命力,也在于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契合。传统统治理念偏重于单一权威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 ,而现代治理理念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管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治理因素,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即强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及共治。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因此,要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要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

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发展和推广“枫桥经验”?其路径还是: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坚持以德治为目标,推动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3,坚持以预防为基点,构建社会矛盾风险综合防控新体系;

4,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筑牢社会和谐稳定新防线。

附:蒋经国的《新赣南家训》

1939年到1944年,蒋经国主政赣南时,对王阳明极度崇拜,甚至连办公地址也从章贡路搬到了杨老井街南赣巡抚旧址,把毗邻原阳明祠的一条老街改名为阳明路。蒋经国的诸多施政行为借鉴了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形式,如王阳明建观德亭,蒋经国建仰德堂。蒋经国学王阳明亲民与务实的作风,在办公室外挂上公开信箱,向市民征求意见;蒋经国学王阳明大办社学的举措,在各乡村官办了小学;蒋经国也学王阳明颁布的《南赣乡约》,编制了《新赣南家训》颁行:

 

新赣南家训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告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莫铺张;待人要诚恳,做事要有常;态度宜从容,举止要端方;友爱兄弟,孝敬爷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详。不听闲话,自己有主张;不管闲事,埋头干一场。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可不讲。做过善事,不记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遇困难,不彷徨;处顺境,不夸张。做好事,莫宣扬;做坏事,莫隐藏。人家急难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赞扬。口角诉讼,两败俱伤;大家规劝,互相帮忙。引诱亲友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甘心情愿当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少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当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儿女无福享。有钱快出钱,有力快出力,壮丁去当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

 

2020年6月16日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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