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附会于“格致诚正” ——晚明清初浙西学者对阳明心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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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天杰(1975- ),男,浙江桐乡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思想文化、宋明理学、浙学。

 

明清之际,盛行已逾百年的阳明心学,开始显露出种种弊端,东林学派的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还有蕺山学派的刘宗周(1578—1645)等学者,都有对阳明学的批判。然后真正较为彻底的批判,则要从梁启超所谓“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开始,张履祥的“辟王”思想则影响了因为《四书讲义》而在清初传播极广的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吕留良则又而影响了被称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 的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

这些学者站在朱子学为“正学”的立场上,往往批判阳明学的“致良知”之教,故意附会于《大学》“格致诚正”之教,其实并非“圣学”,也即以为“离格致诚正,而别为宗旨” ,于是提倡必须重新“尊朱”,于是有“尊朱辟王”的思潮发生。考察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这三位在学术思想上有着相互承继关系的浙西学者的“辟王”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使得我们对于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即“尊朱辟王”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这三人在清初理学史上地位,可以有一个更为具体、明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借此而探讨阳明心学在浙西地区的传播,为什么会有不同于浙东地区的独特发展状况。

 

吕留良是张履祥晚年最重要的友人之一,张履祥与吕留良的交往应该是从康熙三年(1664)开始。那年冬吕留良聘请张履祥到他家处馆,被辞却,第二年吕留良又一再托张履祥的好友朱韫斯传递聘请之意,又被张履祥辞却。康熙六年(1667),吕留良就不别请塾师,虚席以待,这一年张履祥与吕留良有书信往来,其中说:“窃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学励志,以规无疆之业,万不当以弟之故,久虚师席也。” 劝吕留良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子弟的读书。康熙八年(1669),张履祥才正式到吕留良家处馆。在吕留良《与张考夫书》中也有表达,其中说:

今读手札所教,正学渊源,漆灯如炬,又自喜瓦声叶响,上应黄钟,志趣益坚,已荷鞭策不小矣。……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轩岐医治耳。 

吕留良为了进一步医治“阳明之病”并深入钻研程朱之学,力请于程朱之学有“躬行实得”的张履祥到家中处馆。陈祖武先生认为,张履祥晚年“遂以恪守朱学深刻影响吕氏父子与浙西诸儒”,“吕留良之学,受张履样影响极深。清初浙西诸儒,以表彰朱学而足以同浙东王学大儒黄宗羲相颉颃者,当首推张履祥。”  

陆陇其小吕留良一岁,他是清初著名的官方理学家,但受吕留良的影响非常之多。早在康熙十年(1671),陆陇其正式认识吕留良之前,他所辑的《四书讲义续编》就已经多取吕留良之说。 康熙十一年(1672),陆陇其与吕留良会与嘉兴,私淑陆氏的吴光酉所编辑《陆稼书先生年谱》中记载:“先生访吕石门于禾郡,彼此恨相见之晚。一时往复,皆关学术人心。详《卫滨日钞》中。”  《卫滨日钞》一书,后改名为《松阳钞存》,主要就是记录吕留良当时与他交谈的内容。就二人这次会面,吕留良之子吕无党在《行略》中也有提及:“于禾,遇当湖陆稼书先生,语移日,甚契。稼书商及出处,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君得无疑误是言与?” 可见二人论学很是默契,并且谈到“出处”等许多问题。陆陇其在《松阳钞存》中说:

余于壬子五月,始会东庄于郡城旅舍,谆谆以学术人心为言。曰:“今之人心,大坏至于此极,皆阳明之教之流毒也。”又曰:“泾阳、景逸之学,大段无不是。然论心性,则虽甚辟阳明,而终不能脱阳明之藩篱。”又曰:“东坡学术尤误人,好其学者戏谑游荡,权诈苟且,无所不可,故人多乐而从之。今之聪明才俊而决裂于廉耻之防者,皆以东坡为窟穴者也。若程朱之教行,则人不可自便,此所以恶其害己而去之。朱子《杂学辨》最有功于世。”又曰:“今日为学,当明可不可之界限,古人大则以王,小则以伯,犹有所不可,况其他乎?”又曰:“考夫虽师念台,而不尽从其学。考夫之于念台也,犹朱子之于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时之言,皆有关系,余所深佩服者。 

当时所谈主要内容就是“尊朱辟王”,吕留良还谈到了顾宪成与高攀龙的“辟王”还未脱离“阳明藩篱”等,这些都对陆陇其触动很大。

吕留良与陆陇其的这次会面,关系重大。据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所载,直到四十岁前后,陆陇其尚在朱王学术间徘徊。此后三四年间,他结识吕留良,受吕氏学术影响,方才成为朱学笃信者。关于这一点,陆陇其本人也不讳言。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当陆陇其在京中获悉吕留良去世的凶讯,曾撰文祭奠。《陆稼书先生年谱》记载:“闻吕君晚村之变,为文哭之。”下面注明:

吴容大邀先生酌,言晚村凶闻已确,八月十三日事也。先生太息久之。盖先生于晚村,出处虽不同,而任道之心则一,恃为辟邪崇正之助,一旦云亡,哀可知矣。……又言晚村自甲辰以后,行事最笃实。阅数月遇有南旋之便,为文以哭之,兼与长君无党书以致奠焉。 

陆陇其在祭文中说:

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覆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之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 

由此文可知,陆陇其的“尊朱辟王”思想,就是从结识吕留良而变得坚定起来,吕留良深刻影响了陆陇其的学术趋向,使得陆陇其后半生全心致力于“尊朱辟王”运动。从《祭吕晚村先生文》之中,可以看出陆陇其对吕留良和他的辟王主张推崇备至,他说: 

先生之学,已见大意,辟除榛莽,扫去云雾,一时学者,获睹天日,如游坦途,功亦巨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几有补。而胡竟至于斯耶?自嘉、隆以来,阳儒阴释之学起,中于人心,形于政事,流于风俗。百病杂兴,莫可救药。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于贲、育。我谓天生先生,必非无因,而胡遽夺其年耶? 

陆陇其对于吕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并且指出其对于当时学术界的重要意义。

吕留良在学术上对陆陇其的影响,钱穆先生曾指出:“晚村尝与陆稼书交游,论学甚洽。其后稼书议论,颇有蹈袭晚村。”而且就“蹈袭”这一问题,钱穆先生在小注中说:“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迹尤显也。” 《松阳讲义》是陆陇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重要观点多有来自吕留良。另外还有前面提到《松阳钞存》与《问学录》,则以记录吕留良与其论学的言论为主。另外,陆陇其在给张烈《王学质疑》作序中说:“近年惟吾浙吕君石门,大声疾呼,毅然以辟阳明为己任。”  还有在《后序》中说:“先生与吕公不讲而合,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终晦也矣。” 由此可见,陆陇其的辟王学几乎都以吕留良为标准。

 

程朱、陆王之争贯穿宋、元、明、清四朝。南宋有朱熹(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鹅湖之会与太极无极之辩。明代有程敏政(1445—1499)《道一编》、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与罗钦顺(1465—1547)《困知记》、陈建《学蔀通辨》之间的书面辩驳。到清初则情况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以黄宗羲(1610—1695)、孙奇逢(1584—1675)、毛奇龄(1623—1716)、汤斌(1627—1687)为代表的“朱王调和”派,与张履祥、吕留良、陆陇其、张烈(1622—1685)为代表的“尊朱辟王”派,两派之间的论辩日愈激烈。

张履祥的“尊朱辟王”,主要表现在对王学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其中既有为学之辨,又有学理之辨。张履祥认为王阳明的在为学上存在着“欺己诳人”并以“私意”“排黜程朱”等弊病。他说:“年之晚与不晚,论之定与不定,考之年谱自见。即此,姚江欺己诳人之罪,虽有仪、秦之辨,不能为之解矣。” 王阳明著《朱子晚年定论》以己意选编朱子文章,造成朱子晚年倾向心学的假象,这确实有“诳人”之嫌。张履祥还指出:“复《古本》,是姚江一种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说耳。” 在他看来,王阳明通过恢复《古本大学》,就是为了排斥程朱之学。再从学理上看,张履祥认为:

姚江良知之学,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则”一语而已。夫人性本善,以为天则不具于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气禀之拘,有习染之迁,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今以未尝学问之人,而谓吾心即是天则可乎? 

张履祥指出,因为气禀、习染、物欲等影响,人心与天则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良知之学盲目相信“吾心自有天则”,就是弊端之根本。他还说:“近世学者,祖尚其说,以为捷径,稍及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直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陵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 王学不讲“格物穷理”而“好直捷”、“乐径省”,导致了礼教崩溃、人欲横流,最后就是立身之败、家国之亡。

吕留良首先也是将明亡归罪于学术不明,但在“辟王”之后更为突出了“尊朱”。他说:

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一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 

吕留良认为自从元代的吴澄、许衡之后,就没有纯粹尊信朱子的学者,正德、嘉靖以来各种邪说流行,最后影响人心、政事以至于明亡,在吕留良看来想要明道,也就必须力辟王学以及其他各种邪说,这只是为了学术、人心,而非程朱、陆王之间的门户之见。关于攻击王学,吕留良曾有解释:“某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其尤著者耳。……盖某之辟王说也,正以其畔朱子。” 他一直强调,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而已,王学只是其中“尤著者尔”。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事功之学,这些都是其辟异学的范围之内。再者,吕留良不愿有所调停。他说:“且所论者道,非论人也。论人,则可节取恕收,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论道,必须直穷到底,不容包罗和会。一着含糊,即是自见不的,无所用争,亦无所用调停也。” 当清初之时,诸如黄宗羲等人主张朱、王调停,其背后则是为王学张本。吕留良虽然也认为就个人事功而言,王阳明“不无足法之善”,但是就学术而言,他主张将论人与论学分开,然后在学术上当求唯一性,故而不可调停。至于王学之所以危害,在吕留良看来也是因为其放弃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指出:“如陆、王之自以为立大体、致良知矣,而所为、所诲,皆猖狂傲悍,日骛于功利、权诈是也。凡诸谬害,皆从不穷理而空致知来。” 不通过外在的“格物穷理”,盲从于内在良知,就会造成“功利”、“权诈”等谬害,最后导致“陆沉”的家国之痛。

吕留良与张履祥交往之后,有许多学术活动,共同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传播。其中主要有吕留良敦请张履祥著《先朝名臣言行录》、评《传习录》;张履祥协助吕留良刊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等理学先儒著述,并且共同选编《朱子近思录》、《四子近思录》等书。这些活动,对于清初程朱之学的流传影响巨大。

首先,吕留良与何商隐一起请张履祥评《传习录》。康熙十一年秋,张履祥在吕留良家评《传习录》,最初是由何商隐提出,苏惇元《杨园先生年谱》说:“先是馆半逻时,何商隐请先生评之,以维斯道,以觉来学,先生谢不敢任。今四月,商隐复请。……至是,馆主人复请,先生谢不敏,三请,乃允。” 此处的“馆主人”即指吕留良,经过吕留良的再三敦促,张履祥才开始评《传习录》。张履祥迟迟不动笔,不是不敢,而是不愿,他在与吕留良信中说:

初夏,承商兄委批《传习录》,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于出焚援溺,故不择人而呼号以属之。窃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笔舌争者。抑中间诐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盖有辨之不胜辨者,故亦未之举笔。 

最初张履祥不愿动笔,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士人陷于王学弊病的久而且多,即使以程朱之正学来重新评点《传习录》,做一番笔舌之争也恐怕难以有什么成效,更何况其中弊病“辨不胜辨”。吕留良在回信中就著《言行录》与评《传习录》的意义进行了阐明:

然今日有学识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见而折衷之,将来日更泯没,又何所依傍哉?事关学术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谋大,妄希表见者比。至于徇外为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义之所归,恐不得于燔书而废烹饪之用也。惟先生所谓心力可惜,韶光无几,当玩心于先代遗经,则此义更有大于斯者,然则先生即以尊经实学指教后生,亦不可谓非其义所出矣。 

张履祥接此信后,虽然没有著《言行录》,但开始评《传习录》。他因为对王学的厌恶,此事进行也不顺利,张履祥说:“此等文字,屏而绝之,不接耳目者二十余年。今不得已为一展卷,每阅及一、二条,心绪辄复作恶,遂尔中止者数四。” 关于张履祥评《传习录》的经过,陈梓《张杨园先生小传》有详细的记载:

澉湖何商隐先生延之家塾,出《传习录》请评,以维斯道,以觉来学,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馆语水,主人复以请,先生复固辞。既乃慨然谓“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于世,无所上下。东林诸公,气节伟然,而学术未纯。神州陆沉,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传习》。”于是毅然秉笔,条分缕析,洞揭其阳儒阴释之隐,以为炯鉴。盖自此书出,而《闲辟》、《通辨》、《困知》皆所谓“择焉而不精”者矣。 

张履祥深知《传习录》关系学术纯正,辟王就必须从《传习录》开始。与明代程曈《闲辟录》、陈建《学蔀通辩》、罗钦顺《困知录》这三部著名的“尊朱辟王”著作相比,陈梓认为张履祥评《传习录》辟王更精。可惜此书后来遗失,仅在《杨园先生年谱》中辑录其《总评》和《评晚年定论》二篇。根据《杨园先生全集》附录《未列年谱书目》,其中有《王学辨》一种,小注说:“海昌范北溟鲲刻先生《全书》,取《传习录》评语汇为一卷,题为此名。” 至少应该有《评传习录》一卷当时曾有流行。对于张履祥评《传习录》,桐城派学者方东树认为:“自朱子而后,学术之差,启于阳明。而先生闲邪之功,其最切者,莫如辨阳明之失。惜所评《传习录》不见,然就其总评及集中所论,皆坚确明著,已足订阳明之歧误矣。” 可见张履祥评点《传习录》,对于“尊朱辟王”意义重大。

其次,他们一起刊刻程朱遗书。晚明以来,士人只读陆王之书,程朱之书竟然难以寻觅。张履祥对此现象深表忧虑:

百余年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士人挟册,便已沦浃其耳目,师友之论,复锢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使间读程、朱,亦只本王、陆之意指摘其短长而已。谁复能虚心笃志,求所为穷理以致其知,践履以敏其行者?此种习尚不能丕变,窃忧生心害事之祸,未有艾也。 

或问:“程、朱之书,何以今人读之者少?”曰:“王守仁推倒于前,袁黄扫除于后,至于今日,书尚不易得见,何从而读?虽有其书,父兄师长先有指摘批驳之言,充塞子弟之心,又安能笃信深求,而得其旨趣哉?” 

张履祥“尊朱辟王”,吕留良同样有这样的思想,反对王阳明与袁黄等人的思想,所以张履祥劝吕留良刊刻程朱遗书,吕留良很快就答应,并且努力实施。

《杨园先生年谱》提到:“先生馆语水数年,劝友人、门人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见诸书之全者,先生力也。” 张履祥就曾对门人姚琏说起:“吕先生所刻《遗书》四种,最救时急务,有益学者。而《近思录》,某谓治经之阶梯,尤不可不熟复深造也。” 据查吕留良所刻《朱子遗书》有:《近思录》、《延平答问》、《杂学辨》、《中庸辑略》、《论孟或问》、《伊洛渊源录》、《谢上蔡语录》等。其中他们最为重视的是《近思录》,吕留良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求朱子之学必于《近思录》始。……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 

再看陆陇其的“尊朱辟王”,与张履祥、吕留良相比,道统意识更为强烈,辟王态度也更为坚决。在《学术辨》中他批判说:

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与张履祥、吕留良一样,陆陇其在学术上也将王学归入释老异端,认为王学造成了学者“师心自用”,学术败坏风俗也随之败坏,最后导致寇盗与朋党之祸,从而明亡。为了将明亡的责任推至学术,在张、吕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论证,强调了道统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下之盛衰,自道统之明晦始。君子之欲维持世教者,亦必辨道统始。” 在陆陇其看来,只有明辨道统,尊程朱而黜阳明,才能国家强盛:

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程、朱之明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 

明辨道统,必须明辨立教之弊与末学之弊,他说:“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末学之弊如源清而流浊也,立教之弊如源浊而流亦浊也。学程朱而偏执固滞,是末学之弊也。若夫阳明之所以为教,则其源先已病矣,是岂可徒咎末学哉。” 通过源与流的分辨,“朱王是非”更加明显。

再进一步,陆陇其还将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是主张修正、回护王学的学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奇逢、黄宗羲等人,表现出更为彻底的学术立场。他认为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的学术都不够纯正,“泾阳、景逸亦未能脱逃姚江之藩篱。谓其尊朱子则可,谓其为朱子之正脉则未也” 。至于黄宗羲、孙奇逢,他就更为不满,“近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 。他还指出:

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宽姚江,其罪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都有对王学的肯定,这就是陆陇其批判这二人的主要原因。而顾宪成、高攀龙则是因为对王学批判不够彻底而被陆陇其批判,他说:

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向之邪说诐行为之稍变。然至于本源之际,所谓阳尊而阴篡之者,犹未能尽绝之也。 

顾宪成(字泾阳)、高攀龙(字景逸),这二人为首的东林学派虽然批判王学,但还是不够彻底,其实只是对王学的修正,还不能算作程朱之学,特别就是顾、高二人还讲“静坐”等工夫,在“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与陆、王并无不同。 陆陇其对混淆“朱王是非”或主张“朱王调和”都严加排斥,认为唯一正途就是“宗朱”:“愚尝谓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学者庶乎知所从矣。” 只有接续孔子道统的朱学是正学,正本清源就必须“尊朱辟王”。

与常年隐居乡里的遗民学者张履祥、吕留良不同,跻身于清廷的陆陇其在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自然也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陆陇其出仕于清廷,虽然官居不高,但是他有了将“尊朱辟王”思想在士林之中进一步扩展的机会。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有两方面,一是撰写、修订、刊行辟王学的学术著作;另一是与王学学者进行学术论辨。

陆陇其撰有《学术辨》、《松阳讲义》等著作专门批判阳明心学,在当时影响颇广。他在自己著述之余,还修订了陈建的《学蔀通辨》,并与张烈的《王学质疑》一起刊行。对于陈建《学蔀通辨》,张履祥与吕留良也颇为欣赏,认为这是“救时之书也,亦放龙蛇、驱虎豹之意”。 陆陇其也说:“陆、王之学,不必多辨,已有《学蔀通辨》在也。” 有了这书他就不必再对陆王之学多加辨析了。而且他还亲自进行校订《学蔀通辨》:“是书有明东莞陈清澜氏所作,以崇正斥异端者也。先生重加较订。” 后来他将这书与友人张烈的《王学质疑》一起加以刊行。《陆稼书先生年谱》中提到他在回信给范彪西的时候就说:“嘉靖中广东陈清澜先生有《学蔀通辨》一书,备言其弊,不识先生曾见之否?近有舍亲刊其书,谨以呈览。又有大兴张武承著《王学质疑》一编,言阳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仆新为刊之,今并附呈。” 可见陆陇其经常在与友人论学之时,向他们介绍、赠送《学蔀通辨》、《王学质疑》等书。

《王学质疑》一书的作者张烈是陆陇其的友人。张烈(1621—1685),字武承,一字庄持,大兴(今北京)人,曾就《明史》是否设《道学传》、王阳明应该归在何传等问题,与毛奇龄有一场著名的论辩。张烈所著《王学质疑》与陆陇其《学术辨》都是辟王学的代表作,在此书中对王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批判。其中所论也与陆陇其较为接近,如张烈认为王学泛滥之后,“若以是鄙弃一切,长傲恣胸,决堤防,破崖岸,蹈擎拳竖拂,呵祖骂佛之余智,则圣门之罪人也” 。他也认为必须“尊朱辟王”,重新建立礼教的“堤防”、“崖岸”,他说:“若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饱,衣可御寒,宫室之蔽风雨,药饵之疗疾病,皆实用也。” 他们二人都可以说是清初排辟王学、复兴朱学的中坚力量。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张烈曾向陆陇其请教。《陆稼书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庚戌同年友,深以阳明之学为非。谓在嘉、隆之际,其弊犹未见,而辟之也难;在今日其弊已著,而辟之也易。因出《王学质疑》、《史学质疑》等书请正。先生俱许可,并为《王学质疑》作序授梓,以嘉惠后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张烈约会陆陇其,出示《王学质疑》等书。陆陇其为其作序并刊行,他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

张武承先生示余《王学质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尽扫龙溪、海门之毒,而凡梁溪之所含糊未决者,一旦如拨云雾、见白日。盖自罗整庵、陈清澜而后,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 

由于陆陇其的对辟王著述的重视,通过他的努力,多种辟王之书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清初“尊朱辟王”运动中,陆陇其与汤斌的学术争论,跟张烈与毛奇龄的争论同样重要。汤斌(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河南睢阳人,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主张“朱王调和”。他认为:“王文成致良知之教,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流弊。……夫学者于积重难返之际,深忧大惧,不得已补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赖以存。学者先识孔孟之真,身体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见焉,未尝不殊途同归。” 汤斌赞同刘宗周“朱王调和”的思想,认为王学可以补朱学末流之弊,为学的关键只在于身体力行。汤斌与陆陇其之间,不但有当面的学术论辩,又有书信往来论学。据《陆稼书先生年谱》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汤公潜庵来会。”具体过程也颇为详细:

汤言:“今学者好排击先儒,不知应如此否?”先生云:“大抵为姚江而发。”酉按:汤公天资朴茂,人品清高,为一代伟人。第其师门授受,犹不脱良知家窠臼,所以卒不能接洛、闽之传。其所谓今学者,意盖在石门,且借以讽先生也。先生以未深交,弗与骤辨。他日以书论姚江之失,兼录旧所作《学术辨》示之,冀其自悟耳。惜乎汤公晚年所学,一出于正,不久而殁也。 

他们二人会面就论及吕留良辟王学之事,不过当时没有发生激烈论辩。另外还记载,这年的十一月,陆陇其有书信给汤斌:“先生重汤公人品,第惜其学术犹偏,因致书以正之。并赠旧所作《学术辨》,意在卫道,兼哀汤公故也。” 这次汤斌还有回复:“汤公复书,似亦知阳明学术之非,不复为之回护矣。谓学贵实践,不在多言,亦是吃紧为人处。” 其实汤斌并未赞同陆陇其的观点,委婉迂回地为王学进行辩护。陆陇其虽然没有真正说服汤斌,但是汤斌也不再对陆陇其“尊朱辟王”之论多加批驳。后来他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与朱学一面,晚清学者唐鉴将汤斌列入“翼道学案”,认为他“不主阳明”。 

 

明代中后期王学风行,成为儒学中的显学,《明史•儒林传》就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王学到了明末其过分强调主观、“师心自用”的弊端日愈显现。为了挽救学术,东林学派开始向朱学回归,从外部出发对王学加以批判;蕺山学派的刘宗周则是从内部出发对王学加以修正,这一修正由黄宗羲等人继续延续直至清初,所以梁启超就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 这两者其实都属于“朱王调和”论。

张履祥虽然师从刘宗周,却由王学而返朱学,并且以强硬的态度开始力辟王学,成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不过一心以明之遗民自居,隐居乡里的张履祥“声誉不出闾巷” ,其著作也只有《备忘录》等少量有所传抄、刊行,所以他的“尊朱辟王”思想只是在友人与弟子之间传播,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广。

吕留良虽然也是一位遗民学者,但是他受到张履祥的影响和帮助,选辑、刊行二程、朱子等先儒著作,以及以“尊朱辟王”的思想去评选时文,他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也有力地推动“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当时隐居深山的王夫之,在其《搔首问》中也提到吕留良:“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 可见其“尊朱辟王”确实影响范围之广。当时就有学者曾指出:

紫阳之学,六传以及方侯成,道靖之变,而其统遂绝,河汾崛起,曲高和寡,而陈公甫、王伯安遂鼓偏执之说以乱之,学士大夫从风而靡,虽胡振斋、罗整庵力加攻诋,义甚正而力或末之邃也。至吕晚村氏,始大声疾呼,以号于一世,……率其同志,精思力究,南方风气,为之一变。 

朱熹(别号紫阳)的理学六传至明初的方孝孺(1357—1402,著有《侯成集》等),靖难之变后有薛瑄(1389—1464,山西河津人)的河汾之学兴起,但是很快就被陈献章、王阳明的心学替代了程朱之学,一直到吕留良大声疾呼之后,才扭转了局面。之后的戴名世(1653—1713)也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 可见吕留良的“尊朱辟王”确实影响较大,在张履祥开风气之后,进一步倡导程朱之学,重振学风。

最后,“尊朱辟王”思潮由深受张履祥、吕留良影响的陆陇其发扬光大。陆陇其与王学名臣汤斌的论辩,与辟王学者张烈的交往,以及撰写《学术辨》并修订、刊行《学蔀通辩》与《王学质疑》等辟王学著作,使得“尊朱辟王”运动逐步扩展至庙堂之上,他在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发挥的作用自然也就比张履祥、吕留良也就更大。陆陇其作为理学名臣,又成为清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学者,其“尊朱辟王”的学术影响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康熙帝对他评价很高,曾感叹:“本朝如这样人,不可多得了。” 乾隆三年御赐碑文,也肯定其“尊朱辟王”之功:“研清圣学,作洙泗之干城;辞辟异端,守程朱之嫡派。” 晚清学者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陆陇其列为第一人,他说:

蒙是编,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笃,而后知程朱之学,断不能离格致诚正,而别为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辅翼于学术败坏之时,而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间多不及先生之纯,而能遵程朱之道,则亦先生之心也。 

正因为陆陇其的“传道”之功,以及之后的熊赐履(1635—1709)、张伯行(1651—1725)等人继续“尊朱辟王”,使得程朱之学在康熙朝确立为学术正统。而王学则渐趋式微,乾隆时期编撰《四库全书》就对清初的王学著作收入得相当之少。

梁启超曾概括清初学术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 。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潮,张履祥发其端,吕留良将其拓展,而到了陆陇其等学者则达到了高潮,最终王学式微而朱学重新成为学术正统。在整个“尊朱辟王”运动中,这三位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游、思想承继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是清初“尊朱辟王”思潮发展的一条主线。把握这一主线,我们就对清初“尊朱辟王”思潮有了更为具体、明晰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之于“尊朱辟王”的开创之功,在以往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其实在三人之中,张履祥可以说是在理学思想上最为全面、精深、纯粹的一名儒者,更为值得关注。

 

2018年6月29日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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