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谈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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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哲学与智慧的追求相联系。哲学上的智慧并不是一种空乏、抽象的形态,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则处处受到智慧的引导,所以,智慧与实践这两者本身很难分离。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着体现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同时又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在成己与成物(成就人自身与成就世界)的过程中,实践智慧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对世界的变革,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它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体现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

 

从现实的形态看,实践智慧首先体现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人一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断变革世界,使之合乎自身存在的需要。这里既涉及宽泛意义上的知行之辨,又在更实质的层面关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解释世界与“是什么”的追问相联系,其中内含着关于世界的知识经验;变革世界则基于“应该成为什么”的关切,其中渗入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纯粹的”理论理性或知识经验往往主要关注“是什么”的问题,“纯粹的”实践理性或价值关切则以“应该成为什么”为首要的关切之点。相对于此,在实践智慧中,“是什么”与“应当做什么”不再呈现为彼此分离的问题:“是什么”的理论性追问,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引向“应当做什么”的实践性关切;解决“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则以“是什么”的追问为其现实的根据。与之相联系,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的界限,也开始得到扬弃:对世界的解释构成了变革世界的理论前提,变革世界的历史需要则为解释世界提供了内在动力。质言之,以变革世界的实践关切接引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以解释世界的理论观念引导对世界的实践变革,构成了实践智慧的内在特点,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实践智慧同时联结了对世界的解释与变革。

以世界的变革与“应当做什么”的追问为指向,实践智慧在不同的层面都涉及目的性问题。从逻辑上看,在确认“应当做什么”之后,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应当做”,后者便关涉目的性。同样,对世界的变革,也基于一定的实践目标(理想),这种目标(理想)同时表现为相关的价值目的。与价值目的的如上关联,构成了实践智慧不同于“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内在特点。

就最一般的层面而言,实践智慧所指向的价值目标,主要表现为成己与成物。此所谓成己,在广义上指成就作为个体或类的人自身(自我的完成与群体价值的实现),成物则既指化本然的实在为合乎人需要的存在,也包括社会领域的变革。以成己与成物为实质的内容,“应当做什么”的关切与“为何应当做”的追问彼此交错与重合,二者统一于实践智慧。当然,在不同的实践背景中,实践智慧的目标指向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在社会领域,成就自己(个体的完善)与成就群体(社会理想的实现),常常成为主要关注之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则构成了更为主导的方面。

目的本身与理想存在内在的关联,理想可以在不同形式的目的中取得具体形式,目的也可以体现并转化为理想。事实上,在不少情况下,目的与理想往往具有交错、重合的特点,如人生的目的与人生的理想便具有一致性。目的与理想的形成既与一定的价值取向相联系,又基于对现实的具体理解和把握。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其追求的理想及实践的目的也往往各异,而在多样的实践背景或行动情境中,目的也会获得不同的内涵。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可以视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人我关系中具体表现为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在面对自我时,则意味着以“为己”(自我的完成和实现)为指向,而超越“为人”(仅仅以获得他人赞誉为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应于多样的社会现实,以上目的和理想的具体内容以及表现形态往往呈现彼此相异的特点。

目的性与现实存在形态之间更实质的关联,体现于目的与法则之间。实践的过程既具有目的指向,又本于存在的法则(包括因果法则)。目的性赋予实践过程以“有为”的性质:目的使实践过程自觉地指向一定目标,从而既具有方向性,又表现为“有意而为之”。以存在法则为本,则使实践过程呈现某种“无为”的性质:遵循法则,要求实践主体避免仅仅以内在意向展开自我之“为”。单纯地强调“有为”,容易导致以合目的性否定合法则性,仅仅讲“无为”,则往往将以合法则性消解合目的性。在这里,实践智慧的特点在于化解合目的性与合法则性、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张力,使二者在不同的情境中达到的具体统一。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沟通,离不开实践智慧的作用

 

实践智慧所内含的目的之维,内在地规定了实践和行动的方向。从知与行的互动看,目的又与手段相联系。作为价值取向的体现,目的规定了“应当做什么”;以目的之实现为指向,手段则主要涉及“应当如何做”的问题。“应当做什么”与“应当如何做”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前者以价值层面的理性关切为内涵,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工具层面的理性思虑。在实践智慧中,“应当做什么”所内含的价值理性与“应当如何做”所关涉的工具理性既对应于目的和手段,又彼此呈现相互交融的形态。

就实践过程而言,目的涉及实践的目标,手段则关乎达到目标的具体方式或途径。实践的目标与实践的方式之间本身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二者的关联往往需要通过实践推理或实践推论的方式建立起来。实践推理或实践推论在逻辑上包含如下方面:形成某种目的,并希望实现这种目的;基于对具体条件的分析,以确定实现以上目的的方式和手段;选择这种方式和手段,以实现相关目的。这种推论不同于“是什么”的追问,而是着重于沟通“应当做”与“如何做”,并由此联结目的与手段。从推论的方式看,由目的到手段的进展,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形式层面的程序性过程,而是涉及实质层面的情景分析。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沟通,同时可以理解为根据目的以选择手段的过程,这种选择,离不开实践智慧的作用。将目的与手段联结起来的实践推论方式,可以看作是实践智慧在思维过程中的体现。

目的所具有的价值性质,往往为手段的选择规定了方向,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目的,总是要求将手段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中,不容许“不择手段”。就否定的意义而言,手段的卑劣,往往折射了目的的不正当。在这里,实践智慧既表现为以手段扬弃目的所内含的主观性,也体现在以目的引导手段的合理选择,而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沟通,则进一步呈现为二者之间的互动。

作为目的之根据的价值原则,往往包含普遍的内涵,手段的具体运用,则关乎特定的情境,这样,目的与手段的互动,同时又涉及一般原则与特定情境的关系。以实现一定目的为指向的实践过程无疑离不开普遍的观念、规范,包括一般的价值原则、理论所蕴含的普遍规定或规则等等,这些理论、观念、规范、规则从不同的方面,为行动过程提供了普遍的引导。然而,从现实的实践过程看,行动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所面对的环境往往各异,行动由以展开的背景及所涉的境域也总是具体多样、变动不居;无论是变革世界的活动,抑或社会领域中人与人的交往,都是如此。一般的规范和原则无法穷尽行为与情景的全部多样性与变动性,如何将这些原则和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情景?这里,便发生了一般原则的引用与情景分析的关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一般原则的引用与情景的分析、判断相互结合,是选择、确定适当行为方式的前提,而在二者如何沟通方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式,它需要诉诸实践智慧。

一般原则若停留于自身而不落实于具体情境,便往往不仅具有抽象的性质,而且容易衍化为超越的教条。在此形态下,其现实性的品格每每难以得到体现;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如果仅仅以经验的方式来解决,则常常也会呈现自发性和盲目性。当一般原则运用于特定的情景时,一方面,原则本身通过引导人们解决特定情境中的问题,开始由抽象向现实过渡,另一方面,特定情境中的经验在一般原则的规范之下,也逐渐由自发、盲目向自觉的层面提升。在这里,实践智慧的特点既在于扬弃一般原则的抽象化与教条化,使之在特定的情景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现实的品格,又表现为克服经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使之在一般原则的引导下获得自觉的品格。

 

 

“中道”体现了一种合乎“度”的实践智慧

 

以说明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为指向,实践智慧在更为内在的层面上表现为对“度”的把握。作为以名词表示的哲学范畴,“度”的基本涵义是质与量的统一。在动词的意义上,“度”表现为通过比较、权衡、判断等等,作出合乎当然之则与必然之理的选择,从而使实践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获得一定境域中最为适当的定位,由此达到理想的实践结果。对“度”的如上把握,同时涉及实践智慧的作用方式。

在实践过程的展开中总是面临多样的关系,包括对世界的实践关切与理论解释、行动的合目的性与合法则性、应当做什么(目的)与应当如何做(手段)、一般原则的引用与特定情景的分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等等。实践关系中以上方面的定位既无确定不变的标准,也无普遍一律的程式,其处理、协调离不开对“度”的把握。事实上,“度”作为实践智慧的作用方式,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对上述实践关系的合理处理。实践关系中的相关方面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加以沟通?这里便需要把握具体的度:在以上方面,把握“度”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一定条件下实践需要、特定背景、存在法则、普遍原理等等的具体分析,使实践关系所涉及的不同方面达到适合于或有利于实践过程展开的统一形态。

在现实世界中,某物之为某物,有其一定的“度”:在一定的“度”之中,它呈现为某物,超出此“度”,则不复为原来意义上之物。进而言之,事物的内在之序及存在的稳定性,也关乎“度”,只有在一定的“度”之中,事物才能保持内在之序并获得存在的稳定性。在此意义上,“度”涉及事物存在的界限、范围。荀子在谈到“礼”的作用时,曾提出“度量分界”的概念,其涵义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定界限或范围。在社会领域的不同时期,生存资源的分配都有其“度”,对已有资源的索求如果超出此“度”,则社会便会无序化,而资源的分配又以社会成员各安其位为前提。礼的作用就在于将不同的社会成员安置于一定的“分界”之中,使之都按其特定之位索求和获取资源,彼此互不越位,由此保证社会的有序和稳定。从现实的层面看,对“度”的把握确乎表现为真切地了解事物有序存在的界限,而实践智慧则在于通过把握“度”,将事物的变化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避免由超越界限而走向无序。

“度量分界”更多地关乎现有的存在形态,实践智慧视域中的“度”则不仅涉及既成形态,而且涉及过程,在“审时度势”中,这一点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审时”是对实践过程中时间、条件的把握。“度”在此指审察、展望、判断。“势”则包含多重涵义,它首先表现为历史衍化的某种趋向,这种趋向同时呈现方向性;在宽泛的意义上,它也指体现于事物发展、变迁之中的某种包含必然性的力量。对“势”的这种“度”,不同于单纯的理论思辨,它包含了经验观察、逻辑推论、理性直觉的交互作用,这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方式,便体现了基于知行过程的实践智慧。

在更一般的层面,“势”又展开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引申而言,这一意义上的“势”可以视为一定背景下各种条件的综合状态。作为不同事物、关系互动的系统,“势”主要不是以单一或单向的因果决定的形式制约事物的发展,而是展现为事物发展的综合背景,并相应地从总的趋向上影响事物的存在与衍化。与“势”的以上特点相联系,“度势”也需要综合的视域,包括兼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及其相互关联,从总体背景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向。对“势”的如上理解不同于以单向的方式推论事物的因果关系,也有别于仅仅从逻辑的层面辨析事物之间的分与合,它具体地展现为以实践为指向的审察、预测、判断。

作为实践智慧的表现形式,“度”的观念同时与“中道”相联系。从哲学史上看,儒家很早已提出“中道”或“中庸之道”的主张,孟子便要求“中道而立”,此所谓“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哲学所说的“中”,更多的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这种原则,与道本身的内涵具有内在联系。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环节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无论是统一体中各个方面的适当定位,抑或过程中不同环节的协调,都既无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情形来加以把握。这种协调与定位作用便体现了一种合乎“度”的实践智慧。

在中国哲学中,上述意义上的“中道”常常又通过“经”和“权”的关系得到展示。所谓“经”,主要是指原则的普遍性、绝对性,“权”则是对原则的变通,后者的前提是对不同境遇的具体考察。通过具体的情景分析使“经”和“权”之间得到适当协调,这也是“中道”的体现形式之一。孔子曾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本来指当然,但当它与“无适”、“无莫”相联系时,便同时带有了适宜之意。面对天下各种复杂的对象和关系,人既不应当专执于某种行为模式(无适),也不应绝对地拒斥某种模式(无莫),而应根据特定境遇,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这种“无适”和“无莫”,具体表现为在绝对地专执于某种行为模式与绝对地排斥某种模式之间保持中道,它既基于特定的境遇分析,又展现了把握“度”的实践智慧。

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对“度”的把握,既需要运用理性的能力,也离不开想象、直觉、洞察等方式,后者的共同之点,在于以不同于一般理性或逻辑思维的方式,展示了人把握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力量。就想象而言,其特点首先表现为基于现实及既成的知识经验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形态及与之相应的知识经验,并由此敞开和发现事物及观念之间可能的联系。以可能之域为指向,想象同时为创造性地把握世界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同样,通过扬弃程式化的思路、简缩习常的探索环节、转换思维的方式,直觉使人不为已有界域所限定,以非推论的方式达到对世界和人自身新的理解和领悟。与想象和直觉相联系的洞察,则进一步指向事物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联系、方面和规定,并赋予理解以整体性、贯通性的品格。在判断中,人的能力得到了更综合的体现。判断基于人的诸种能力,同时又涵摄了多方面的认识信息,从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体现了实践智慧的综合性与具体性。具体而言,判断以理性、感知、想象、直觉、洞察等方面的交融和互动为前提,表现为直观、分析、比较、推论、决断等活动的统一。作为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能力,判断基于人自身存在的具体性:能力的综合统一,以人自身在身与心、个体规定与社会之维等方面的统一为本体论的前提。就作用方式而言,判断的特点首先体现于联结与沟通,后者既涉及上述不同能力之间的交融,也以观念形态与外部对象之间的关联为内容。引申而言,前文所提到的一般原则与特定情境的沟通等等,都涉及不同能力的综合运用。尽管在形式的层面上,对实践过程中各种“度”的把握有时呈现出直接性、顿然性,但从实质的方面看,即使在以上情况下,依然渗入了不同能力的综合运用。

作为实践智慧的具体作用方式,“度”的观念一方面涉及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二者同时凝结并体现于人的现实能力。在明辨度量分界、审时度势,以及合乎中道、无适无莫的过程中,实践智慧与实践方式互融互动,从成己与成物的实践层面展示了其内在的方法论意义。
2020年2月24日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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